獲獎流亡導演應亮 : 不當過客

（德國之聲中文網）在剛踏進2019年的一個下午，應亮接受德國之聲的訪問，分享自身流亡的經歷及故事，以及與香港的連結。他不把自己當為"過客"，而是把家安頓在這個城市，選擇與香港人面對共同的命運。

14年前，應亮到香港參加電影節，從而認識了一些香港的朋友，生命開始悄悄地與香港連結。2012年，應亮把二○○八年中國的真實案件"楊佳襲警案" 拍攝改編成電影《我還有話要說》，被上海公安局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從此無法回到內地。幸好，當時應亮在香港演藝學院擔任駐校藝術家，透過許多人的幫助，開始在香港展開流亡生活。直至去年九月，居港七年，他正式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然而，另一邊的中國大陸，卻是歸去無期。

電影《我還有話要說》，描述楊佳的母親在案件發生後被無故關進精神病院143天，出院後她四處找證據要為兒子平反，卻不知兒子早已被判死刑。而新片《自由行》改編自他真實的經歷，寄託了他於顛簸中對生命的反思、對家人的想念以及對同路人的安慰。最近，《自由行》獲全美影評人協會特別表揚獎（Special citation for a film awaiting U.S. distribution）。

第三地方家庭團聚 很荒誕

《自由行》故事的主軸，以一個"家庭"為核心，記錄一個大陸家庭以第三地台灣為會面的團圓之旅，過程中經歷內部拉扯、諒解到再次分離的糾結。電影的主角為一名叫楊樞的女導演，因作品被中共封殺而被迫滯留香港。在香港，楊樞依靠視像通訊與內地母親聯繫，卻每每擔心對話內容被國家監聽，總是匆忙掛線。及後，借著前往台灣參加影展之際，楊樞安排母親隨大陸旅行團前往台灣，再跟丈夫兒子以"自由行"方式，在第三地方與多年未見的母親重聚。

以上的情節，基本是應亮現實生活的寫照。然而，電影中楊樞母女得以在第三地方相見，現實卻是更殘酷，那趟真實台灣旅程相見的人，應亮澄清是岳母而非母親。由7 年前流亡香港至今，應亮都未能與父母見面，平日也只能用手機的通訊軟體與他們保持聯絡。對父母，滿載複雜的情感。三年前，應亮跟太太彭姍安排不便到香港的岳父母，隨大陸觀光旅行團前去台灣相會。這個以第三地方作為團圓之旅，看似蠻聰明，應亮苦笑說，像他們這樣"背景"的家庭，以這種方法在第三地方見面，其實頗普遍，"但也很荒誕"。

希望兒子長大後展開對話

應亮告訴德國之聲，拍《自由行》最初的動機是希望跟兒子有交流，因為中國人的家庭跟下一代都是鮮有的溝通與交流，尤其是家裡發生過的事情，自己跟父母的溝通也很一般。他的初衷是，如果孩子長大後，對家裡的事情仍然有興趣的話，那麼這部電影是打開話題的開始。在寫作及拍攝過程當中他都讓兒子參與，那時候兒子才三歲，卻一直在觀察爸爸。電影放映時應亮也把孩子帶去觀看，在大屛幕下，兒子很喜歡。應亮說，這是社會裡一個很小單位的故事，一個家庭內部的一個行為，意義就在這裡。

應亮說，他很努力地與兒子打開對話。然而，自己跟父母親的溝通，卻是滲透著複雜的情緒。若說人生如戲，應亮從小便經歷著彷如電影裡的劇情。應亮說，他的父母都是公務員，祖父母一輩都是在政府當官，從小都被敎育愛黨愛國家。因為這樣的背景，加上祖父母又是比較正直清廉，很多人找他們幫忙，所以應亮由小便接觸過、瞭解過一些跟書本說的不一樣的事情，以及另一個真正的世界。11歲的時候，父親陷入一個經濟寃案，被拘留三年，他見不到父親，看到媽媽很辛苦，又很堅強，對一個踏入青春期的男生來說，這是一個成長的醒悟，對國家丶家庭丶社會都流露著反叛的情緒。三年後，父親被放出來，打了官司，要申訴平反，六年後真的被平反。父親在看守所三年半，支持他的動力仍然是他早年接受過的敎育。出獄後，父親還渴望恢復黨員身份，只是行為上有一個很清晰的分水嶺 : 他們開始去旅遊、也開始信佛，因為命運不由他們；然而，儘管經歷如此遭遇，他們仍然會說 : 現在還是好的、還是有希望的，最起碼沒有文革那樣子…..       

應亮表示，《自由行》整個製作過程中，經歷了相當的困難，包括找資金很艱難，在正式開拍之前資金還未完全落實。演員及工作員拿取的報酬也是正常薪水的三分之一；總共拍攝製作費才花了二百萬港元，正式拍攝才15天，然後是後期製作，在2018年上半年完成。

觸動香港觀眾

應亮認為，電影獲獎，對團隊是一種鼓勵和肯定；更重要的是，他希望看到每部電影的進步，包括人生的進步；相對來說，電影跟他流亡經歷有關、跟他希望與孩子交流有關、這些元素更為重要。此外，電影在香港公映的時候，香港觀眾產生很大共鳴，令他感到很驚訝。

在電影內，《自由行》百分之九十的場景都在台灣，只有開頭很少鏡頭在香港拍攝，電影裡也只有一個香港人的角色，就是主角的丈夫。應亮回憶說，《自由行》第一次在香港放映時，香港許多的觀眾，對電影產生很大共鳴，有認識的朋友跟他說，看了很感動；應亮分析，可能是電影裡人物面對的現實處境丶對生活的選擇，與香港人此刻面對的處境很接近，因此很有共鳴。

應亮說，自己政治身份是香港永久居民，去年當這個身份正式確認後，他對這個城市多了一份聯結及責任感，香港是"家＂，是情感的歸屬。

不把自己當為過客

在《自由行》裡，有一個香港丈夫的角色，在妻子流亡五年的歲月裡，他利用香港人的角色，奔走於中港兩地，在兩個家庭中帶來很多訊息丶很多的幫助；他是一個對家庭有責任感丶有承擔的父親，一直默默貢獻丶很低調，但又不可缺少。這個理想的形象，應亮說，是香港在他電影裡的投射；由十多年前電影節與香港產生連結後，到自己被控告不能回國，無私、冒風險幫忙的都是香港的朋友。應亮說，香港人最大優點是比較文明丶有正義感，同時又坦率可愛丶非常直接；許多時候，應亮認為，很多香港人並不真正理解中國大陸是怎麼一回事，然而，當他們看到事情發生，包括六四事件，看到學生被鎮壓了，就跑去支持，"非常的直接丶很坦率"。

應亮表示，他對香港現今的情況很理解，對香港人面對著日漸陌生的城市時的焦慮，他也一樣經歷著，在某一程度上他也是站在本地人的心態，思考著同一問題 : 在相對自由的空間，自由還沒有完全失去的世界，我能做什麼？ 應亮強調，在香港完全失去工作及生活空間之前，他還會留在這個城市，嘗試努力去做一些事情，"我不太把自己當為一個過客，我與香港的命運是連結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