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流亡导演应亮 : 不当过客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刚踏进2019年的一个下午，应亮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分享自身流亡的经历及故事，以及与香港的连结。他不把自己当为"过客"，而是把家安顿在这个城市，选择与香港人面对共同的命运。

14年前，应亮到香港参加电影节，从而认识了一些香港的朋友，生命开始悄悄地与香港连结。2012年，应亮把二○○八年中国的真实案件"杨佳袭警案" 拍摄改编成电影《我还有话要说》，被上海公安局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从此无法回到内地。幸好，当时应亮在香港演艺学院担任驻校艺术家，透过许多人的帮助，开始在香港展开流亡生活。直至去年九月，居港七年，他正式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然而，另一边的中国大陆，却是归去无期。

电影《我还有话要说》，描述杨佳的母亲在案件发生后被无故关进精神病院143天，出院后她四处找证据要为儿子平反，却不知儿子早已被判死刑。而新片《自由行》改编自他真实的经历，寄托了他于颠簸中对生命的反思、对家人的想念以及对同路人的安慰。最近，《自由行》获全美影评人协会特别表扬奖（Special citation for a film awaiting U.S. distribution）。

第三地方家庭团聚 很荒诞

《自由行》故事的主轴，以一个"家庭"为核心，记录一个大陆家庭以第三地台湾为会面的团圆之旅，过程中经历内部拉扯、谅解到再次分离的纠结。电影的主角为一名叫杨枢的女导演，因作品被中共封杀而被迫滞留香港。在香港，杨枢依靠视像通讯与内地母亲联系，却每每担心对话内容被国家监听，总是匆忙挂线。及后，借着前往台湾参加影展之际，杨枢安排母亲随大陆旅行团前往台湾，再跟丈夫儿子以"自由行"方式，在第三地方与多年未见的母亲重聚。

以上的情节，基本是应亮现实生活的写照。然而，电影中杨枢母女得以在第三地方相见，现实却是更残酷，那趟真实台湾旅程相见的人，应亮澄清是岳母而非母亲。由7 年前流亡香港至今，应亮都未能与父母见面，平日也只能用手机的通讯软件与他们保持联络。对父母，满载复杂的情感。三年前，应亮跟太太彭姗安排不便到香港的岳父母，随大陆观光旅行团前去台湾相会。这个以第三地方作为团圆之旅，看似蛮聪明，应亮苦笑说，像他们这样"背景"的家庭，以这种方法在第三地方见面，其实颇普遍，"但也很荒诞"。

希望儿子长大后展开对话

应亮告诉德国之声，拍《自由行》最初的动机是希望跟儿子有交流，因为中国人的家庭跟下一代都是鲜有的沟通与交流，尤其是家里发生过的事情，自己跟父母的沟通也很一般。他的初衷是，如果孩子长大后，对家里的事情仍然有兴趣的话，那么这部电影是打开话题的开始。在写作及拍摄过程当中他都让儿子参与，那时候儿子才三岁，却一直在观察爸爸。电影放映时应亮也把孩子带去观看，在大屛幕下，儿子很喜欢。应亮说，这是社会里一个很小单位的故事，一个家庭内部的一个行为，意义就在这里。

应亮说，他很努力地与儿子打开对话。然而，自己跟父母亲的沟通，却是渗透着复杂的情绪。若说人生如戏，应亮从小便经历着彷如电影里的剧情。应亮说，他的父母都是公务员，祖父母一辈都是在政府当官，从小都被敎育爱党爱国家。因为这样的背景，加上祖父母又是比较正直清廉，很多人找他们帮忙，所以应亮由小便接触过、了解过一些跟书本说的不一样的事情，以及另一个真正的世界。11岁的时候，父亲陷入一个经济寃案，被拘留三年，他见不到父亲，看到妈妈很辛苦，又很坚强，对一个踏入青春期的男生来说，这是一个成长的醒悟，对国家丶家庭丶社会都流露着反叛的情绪。三年后，父亲被放出来，打了官司，要申诉平反，六年后真的被平反。父亲在看守所三年半，支持他的动力仍然是他早年接受过的敎育。出狱后，父亲还渴望恢复党员身分，只是行为上有一个很清晰的分水岭 : 他们开始去旅游、也开始信佛，因为命运不由他们；然而，尽管经历如此遭遇，他们仍然会说 : 现在还是好的、还是有希望的，最起码没有文革那样子…..       

应亮表示，《自由行》整个制作过程中，经历了相当的困难，包括找资金很艰难，在正式开拍之前资金还未完全落实。演员及工作员拿取的报酬也是正常工资的三分之一；总共拍摄制作费才花了二百万港元，正式拍摄才15天，然后是后期制作，在2018年上半年完成。

触动香港观众

应亮认为，电影获奖，对团队是一种鼓励和肯定；更重要的是，他希望看到每部电影的进步，包括人生的进步；相对来说，电影跟他流亡经历有关、跟他希望与孩子交流有关、这些元素更为重要。此外，电影在香港公映的时候，香港观众产生很大共鸣，令他感到很惊讶。

在电影内，《自由行》百分之九十的场景都在台湾，只有开头很少镜头在香港拍摄，电影里也只有一个香港人的角色，就是主角的丈夫。应亮回忆说，《自由行》第一次在香港放映时，香港许多的观众，对电影产生很大共鸣，有认识的朋友跟他说，看了很感动；应亮分析，可能是电影里人物面对的现实处境丶对生活的选择，与香港人此刻面对的处境很接近，因此很有共鸣。

应亮说，自己政治身份是香港永久居民，去年当这个身份正式确认后，他对这个城市多了一份联结及责任感，香港是"家＂，是情感的归属。

不把自己当为过客

在《自由行》里，有一个香港丈夫的角色，在妻子流亡五年的岁月里，他利用香港人的角色，奔走于中港两地，在两个家庭中带来很多讯息丶很多的帮助；他是一个对家庭有责任感丶有承担的父亲，一直默默贡献丶很低调，但又不可缺少。这个理想的形象，应亮说，是香港在他电影里的投射；由十多年前电影节与香港产生连结后，到自己被控告不能回国，无私、冒风险帮忙的都是香港的朋友。应亮说，香港人最大优点是比较文明丶有正义感，同时又坦率可爱丶非常直接；许多时候，应亮认为，很多香港人并不真正理解中国大陆是怎么一回事，然而，当他们看到事情发生，包括六四事件，看到学生被镇压了，就跑去支持，"非常的直接丶很坦率"。

应亮表示，他对香港现今的情况很理解，对香港人面对着日渐陌生的城市时的焦虑，他也一样经历着，在某一程度上他也是站在本地人的心态，思考着同一问题 : 在相对自由的空间，自由还没有完全失去的世界，我能做什么？ 应亮强调，在香港完全失去工作及生活空间之前，他还会留在这个城市，尝试努力去做一些事情，"我不太把自己当为一个过客，我与香港的命运是连结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