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林视点: 人权真的具有普世性？

（德国之声中文网）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以及民主参与与专制制度的关系等问题上, 不仅中国政府，就连中国百姓也与我们西方人的看法不同，他们对人权问题有着各种不同的诠释。这与各自的历史经验有关。

不过，一个有8000万人口的国家和一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还是有区别的。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也同样存在差异: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民经济体, 但是其人均社会产值与保加利亚相当，而保加利亚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西方观念的影响

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 (Franks-Walter Stestemeier) 12月初访问中国时曾强调, 每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成功或者挫折"的经验来评判人权问题。我们在欧洲所获得的经验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痛苦经历的强烈影响。然而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人权宪章》和其他的一些国际条约。不过施泰因迈尔总统强调，"所有这一切从来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从来都不是一视同仁的，永远都不是灵丹妙药。"但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 "具有无限价值的成果", 对此他"既不想削弱也不想放弃" 。

毫无疑问, 《联合国宪章》尤其带有西方人权观念的烙印。其精神之父包括一个加拿大人、两个法国人、一位美国妇女、一个黎巴嫩人，还有中国外交官兼哲学家张彭春。但是这位中国人处于弱势, 因为当时中国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发挥任何政治作用。坐在谈判桌旁的也没有俄罗斯、印度、伊朗、非洲或南美国家的代表。

在7 0年后的今天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西方认为，其一手发展起来的价值观应是如此具有说服力，全世界都该毫不犹豫地追随西方的价值观。然而满足这一要求又谈何容易。施泰因迈尔在中国发表的最重要讲话也反映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困境: 如何将西方的成就与新崛起国家--首先是中国的观念融为一体, 同时又不必放弃太多自己的价值观？

一个答案是: 我们必须树立起令人信服的价值观, 绝对不能使用双重标准。施泰因迈尔指出, 仅中国和欧洲的不同视角就非常的复杂, 在"处理这种复杂和充满张力的关系时双方都要小心谨慎"。

这意味着, 我们需要比以往进行更深入地对话，以及更详细地向中国人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 我们是怎样想的。我们要找出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的看法有很大不同的原因。

变换视角的明智对话

所以，施泰因迈尔从来不讲欧洲甚至德国的数字化伦理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而是刻意强调 "我们的方向"，他承认 "这些问题在中国今天往往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回答 "。他也承认，允许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是相互靠拢的第一步, 是实现谅解的前提。因为这只是意味着尊重对方的立场。然而, 要在让步和坚持自己的信念之间把握好正确的尺度并不容易，特别是几百年来，我们西方人已经习惯于作为少数人为全世界制定游戏规则。

但从目前看来, 我们欧洲人似乎是在全球发生急剧变化的压力下, 试图变换视角、展开明智的对话。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做得比大多数美国人, 尤其是美国总统要好一些。这也有其历史原因: 我们经历了更多的经验教训。 法国人和德国人相互视为 "宿敌"的年代结束至今不过70年，但我们现在是亲密的朋友和合作伙伴。这一历史经验显然帮助施泰因迈尔在中国找到了正确的基调。

本文作者20多年来生活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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