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国有经济是否应该理直气壮?
2012年5月18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 《求是》日前刊登署名国务院国有资财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文章中强调指出: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与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国有经济发展担负着更加重大的使命。也就是必须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理直 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
不久前,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推出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拐点",如果不进行深入的改革,将有可能面临突发性危机。其中特别指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威胁到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经向德国之声表示:回顾中国过去10年,最急待改革的,但却错过改革良机的重点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取消垄断。而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教授对此指出,世行报告并不代表中国政府对相关问题完全认同。中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路线制定经济策略。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德国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理论体系中,没有给予国有企业相应的定义。在许多德国经济学者眼中,虽然整体市场的许多部分,比如在能源或者铁路运输方面,确实有垄断现象存在。因为相关领域投资需求巨大,只有超大型企业才能够存活。但政府仍然会委派独立的监管机构监督相关企业的运营状况,防止他们利用垄断地位以牺牲客户的利益为代价积累财富。
德国经济研究所的国际经济政策专家马特斯(Jürgen Matthes )以德国的历史为鉴,指出了国有经济的主要弊端,表示:"从跟本上来讲,我们对此持批判态度。德国过去的历史经验表明,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通常都不及私营企业。当然这也与市场体制有关,但总的来说,国有企业私有化更能够带来正面效应,并促进经济以及社会财富的增长。"
"中国特色"能否为国企独大辩护?
国资委在《求是》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以中国特色为论据,指出国企已经贯彻了一些类似于私有化的改革。强调指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扩权让利、承包经营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破产关闭、重组并购到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中国国企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的成功之路。国务院国资委依据《公司法》,在中央企业深入推进建立规范董事会试点,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公司治理模式,国有企业决策更加科学,管理更加有效。
德国的经济政策专家马特斯认为,中国官方的这种说法如果是事实,就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他分析称:"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可能的。因为最终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相关企业中的员工以及管理人员处于怎样的一种激励机制中。工作更加努力、更有效率的员工是否能够得到奖赏。德国以及其他工业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国有企业中的员工没有动力去改善工作效率,许多企业职工并没有实际的工作任务。他们最后变得像政府官员一样,没有动力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马特斯向德国之声表示:尽管中国实行的是受政府调控影响的计划经济,但中国的成就依然有目共睹。政府也一直在尝试向经济体系注入自由市场经济的元素。这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他指出:与国有企业相比,对私营企业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的影响来自市场,企业在与市场与其他对手的竞争中必须坚持努力保持优势,不断完善自身,控制成本,向市场投放更加完善的产品。这对于企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意味着他们的所得与所创造的价值相吻合。另一方面,私营企业的股东追求投资回报率,他们也会向企业施加压力使其经营更加有效。马特斯认为,中国国企的目标应该是在内部建立这样类似于私人企业的管理结构。
国企让利于民"天经地义"
研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政策的张汉林教授认为,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中国不需要按照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模式来制定经济制度。他认为"制度环境仅仅是一方面,企业所有制形式是另一方面,企业所有制形式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不能说国有就一定不好,私有就一定好。" 那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民营企业、都有许多私营企业倒闭,这也证明了它们在经营上并不都十分有效。所以,“不能因为企业的股东形式,所有制形式来判断企业的优劣。在这一点上,任何国家的企业理论都不能对这个问题得出一个结论。"
长期反复论述改革国家所有制、提倡降低国有制比重的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曹思源指出,经济发展有其普遍的规律。经济发展,所有制形式的选择和人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官僚所有制",致使老百姓的利益和国有企业没有太大的关联。中国官方公布的消息显示,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利润丰厚,但这并没有体现在其股价或者股票分红上。而中国大部分民众目前只能以购买国企股票的方式共同参与利益分配。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曾经刊登署名吴锋的文章表示:保守估计,仅中央一级的国企2010年的税后净收益就在1.5万亿以上,而国资委2011年测算上缴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只有645亿元,而且这部分红利主要用于央企的改革,也就是在国资委部门内消化。文章指出,企业对股东分红,天经地义,国有企业也不应例外。中国的国有企业分红,不仅是履行对股东责任的问题,更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需要。因为国有企业账面上的巨额利润,有国企高管员工的贡献,更是国家权力支持的结果。
在德国经济学者马特斯看来,中国政府支持国企的做法是一种政策方针上的抉择,与中国政体的性质息息相关。而德国在历史中曾经做出并延续至今的抉择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比如在电信领域,自从德国打破了德国电信的垄断地位后,市场上涌现了一大批电讯服务提供商,这一方面直接导致了德国民众的通讯成本直线下降,另一方面又催生了大量工作岗位产生。邮政领域也经历了类似的改革过程,最后的结果是,竞争机制降低了价格,而最终使客户,也就是全社会受益。
作者:任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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