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窃听公民电话是否合理

争论的焦点涉及了美国的两条法律。其中的一条法律是

1978年通过的“情报机构监督美国公民法”。该法律不仅对美国情报机构在国内展开间谍活动设置了严格的规定，而且特别要求情报机构在采取这类监督行动之前得到法庭的批准。这条法律是因发生了水门事件，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秘密下令窃听电话后颁布的。

第二条法律是美国国会于2001年911事件以后通过的。这条法律赋予美国总统在采取针对有关国家，有关机构和个人的反恐行动中以特殊权利。基于这一法律基础，美国曾展开了推翻塔里班政权的军事行动。如今美国总统正利用这一法律为他下达的窃听电话的命令进行辩护。他在本周初说：“我究竟有没有权利下达这个命令呢？当然有了。”

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一法律，给了美国总统在美国受到直接威胁时采取行动的特权，比如可以对付那些涉嫌参与了反美恐怖主义阴谋活动的个人。但是911事件发生到现在，毕竟已经过去了4年。弗吉尼亚大学法律学教授和前中情局官员海茨认为，美国总统现在还在窃听公民电话的做法并不妥当。

海茨说：“这一特权的使用是基于美国遭遇直接威胁的情况。这么几年过去了，并没有再发生过类似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因此美国必须返回到正常的司法程序生活中去。”

什么是正常的司法程序呢？这就是说，政府要想在国内采取窃听电话的行动，以避免正在临近的危险，必须提出申请，获得特别法庭“外国情报监督法庭”的授权。然而现在被揭发出来的窃听行动却绕过了这一法律程序。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恐怖主义威胁时代，美国总统的权利可以超越任何法律呢？就连布什本人也不敢这么说。他说：“我们这些政治家们已经在宣誓时保证要遵守国家的法律。美国国会还在行使着监督职能。我们同国会一直都保持着联系。”

事实上，美国国会议员虽然被告知了情报部门采取电话窃听的行动一事，但是由于这一行动是保密的，因此议员们并不便就此发表议论。现在还有不少人在讨论，2001年国会通过的法律是不是给予总统的权利过大了。派克是因特网信息服务中心，“全球安全”的出版人。

他说：“通过给予美国总统的这一全权，使总统摆脱了对法制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从根本上说，给了他一个信号，给了他一个可以在反恐斗争中不顾任何法律的信号。”

除了电话窃听，布什政府还以反恐斗争为由制造了不少特例。比如关塔纳摩监狱问题，比如向第三国运送恐怖嫌疑分子问题。虽然其中的一些问题得到了美国法院的批准。但是毕竟有些并没有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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