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林视点:亚洲的新兴大国和老牌大国 | 专栏:泽林视点 | DW | 12.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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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林视点

泽林视点:亚洲的新兴大国和老牌大国

德国社民党前主席加布里尔建议,要和日韩等亚洲民主国家携手,共同遏制中国的影响力。德国之声专栏作者泽林认为,这一设想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加布里尔低估了亚洲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Schwäbisch Hall | Sigmar Gabriel (picture-alliance/dpa/S. Gollnow)

前联邦外长、前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

(德国之声中文网)所谓的"与中国脱钩"已经成为"冷战2.0"的"战斗号角",前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在给旗下拥有多家德国知名报刊的DvH-Medien报业集团的专栏《全球挑战》(Global Challenges)撰写的客座评论中这样写道。这样的一场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的叛逃,对于欧洲来说可能会成为一记写入历史的乌龙球,他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一边提问"如果不和中国合作,像气候保护、防止核扩散以及未来的疫病大作战这样的全人类任务,要怎么来完成?"同时也明确指出,如果和中国结束长达数十年的合作。受到损害的也会是德国,因为"德国是全球化的大赢家"。

然而,要如何面对一个越来越自信的中国呢?加布里尔建议,西方的民主国家应该和亚洲的民主政体进行更紧密合作,这样才能"在世贸组织改革、明确要求市场平等对待和共同向非洲提出合作建议等行动的辅助之下",对中国构成制衡竞争。这是一个好主意。

截然不同的个人与集体观念

问题在于,在连欧洲各国都不能对中国采取统一路线的情况下,他这个主意到底有多现实呢?是否要争取俄罗斯和土耳其加入的事情就更不用提了。和亚洲国家一起建立这样一个抗衡中国的联盟自然也不会更容易。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能还愿意入伙,但是日本、韩国和印尼就难了,连印度都不好说。

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这些国家虽然都是民主政体,但是他们和欧洲之间的文化差异,最终还是大于同为民主国家的共同感。最重要的差异在于:这些国家对于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理解。在亚洲文化之下,个人更愿意为了成全集体利益而暂时把自己的利益搁置一边,而后则能够从集体的成功中获得个人的收益。因此,亚洲的民主体系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特性。这一点在对待新冠疫情的方式上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

殖民历史的烙印

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些国家所走过的历史:西方国家在殖民时代对他们的压迫已经形成了深深的烙印。而且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和西方不同,这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尤其重要的是,亚洲和西方社会的根本生活理念就是不一样的。亚洲社会全部都属于新兴社会,虽然可能从发展崛起的速度和程度上有所区别。而西方社会则是早已经发展定型的社会,主要聚焦的是如何固守既得利益。这一点在两者面对新技术的开放程度上可见一斑。亚洲和西方,尤其是欧洲之间,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别。

Deutschland Sigmar Gabriel und Wang Yi in Berlin (picture-alliance/dpa/K. Nietfeld)

担任德国外长期间,加布里尔曾多次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

亚洲人的冲劲儿

亚洲社会的乐观向上态度,从一些数字就可以看出:2019年,亚洲各国和中国加在一起,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占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63%。而美国和欧洲加在一起才占到15%。只有4%的增长是来自欧洲。而在1980年,欧洲占有的比例还是30%。这样的经历自然也会给人们的心态造成巨大的影响。如今,亚洲各国之间在生产、进出口、投资和消费方面的互相交流已经超出了与欧美之间的互动。亚洲还在中国的倡议之下成立了自己的跨境合作机构,比如亚投行。今年年内,亚洲各国还要和中国签订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印度也会加入。届时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尽管香港目前的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南中国海持续剑拔弩张,新疆再教育营的丑闻曝光,中印发生边境冲突,但是这些显然都无法改变上面的即成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还在不断增长。10年来,中国一直都是东盟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东盟(ASEAN)在今年第一季度也首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过去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欧盟。东盟各国的人口总数达6.22亿,欧盟总人口是5.13亿。在亚洲人口中,占比例最高的宗教信仰群体是穆斯林(24%),其次是佛教徒(18%)和基督徒(17%)。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可以很好地共处,包括和信奉孔儒之道的中国。

Frank Sieren *PROVISORISCH* (picture-alliance/dpa/M. Tirl)

德国之声专栏作者泽林

在新冠疫情之后,东盟国家面对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这个趋势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尽管存在政治分歧和宗教差异,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走得越来越近。即使是韩国和中国,在经历了一些艰难的岁月之后,最近双边关系又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里面的例外可能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明确站在北京对立面的国家了。而日本的情况就复杂的多了,执政的自民党对于如何应对港版国安法的议题在内部争吵不休。一部分自民党成员认为,应该取消习近平一项此前已经列入计划但尚未确定日期的访日行程;而其他成员,包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Toshihiro Nikai)认为这样有些过激,一项这样的反华决议可能会"让我们前辈努力取得的成绩毁于一旦"。

在上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在涉及是否要对北京新出台的港版国安法加以谴责的表决中,出人意料的投票结果也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一共有53个国家对这部国安法表示支持,只有27个国家提出批评,其中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而在亚太地区,只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这三个国家站出来谴责北京的做法。

亚洲的新模范

对于亚洲各国来说,西方国家早已经不再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唯一标杆,而新加坡、中国和韩国也成为了成功的典范。

比如在法治国家、新闻自由、职业培训和环境保护领域,欧洲的民主国家的确是堪称榜样。但是欧洲国家在政治上也被视为毫无计划的拖延者和优柔寡断的踟蹰者。欧洲,尤其是美国对于新冠疫情的处理方式,也无法增强新兴亚洲国家对于西方的信任感。也许真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19世纪是欧洲人书写的历史,20世纪是属于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则将被亚洲打上深深的烙印。

当然,欧洲还是可以尝试加布里尔所提出的建议:欧盟应该去争取和亚洲民主国家建立团结。然而要想做到这一点,欧洲必须首先做出表率,布鲁塞尔也须同时进行冷静的分析,亚洲人看世界的视角和欧洲人有什么不同。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欧洲民主的代表和亚洲民主的代表坐在一起,却话不投机的局面。

德国之声专栏作者泽林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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