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六中全会酝酿重大政治转型？

如何实现社会平衡

在中国执政党本次全会召开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共中央党校组织一系列文章和专家访谈，强调和谐社会的各方面，其中包括改变政府职能，使得中国政府从经济导向型转变成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政府; 党要把工作中心放到对社会制衡上来。为此，官方媒体甚至提出要拓宽下层民众诉苦申冤的上访渠道，这和此前北京利用立法限制上访，加强对底层不满的控制形成对照。中国社科院政治所副所长房宁教授这样解释说:

“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当务之急是协调各方，平衡各方的利益，使这个社会的利益和矛盾处于一个相对的平衡状态。这样来通过发展，赢得未来。这样的一个思想，是中国做了几十年的探索以后，对社会发展的规律得出的一种新的认识。”

保持社会平衡，说白了就是不让赢者通吃。此前，中国政府一再宣布要出重拳，打击房地产无限度扩张，可以为这样的防止赢者通吃的政治，提供注脚。但在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主任，中国问题专家桑特施耐德教授看来，这背后的玄机还不限于此。他认为，这首先意味着中国社会在获得经济成果的同时，正在面临巨大的转变，而中国的共产党则必须充分适应这样的社会变迁，否则它就很难成功地应对如此社会变迁带来的各种后果。这同时也意味着: 虽然在政治上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可以想象的，但这个党也意识到它并不具备一揽子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

新举措

事实上在全会举行前，中国政府就已在各方面作出新的安排，包括扩大中央财源;有选择控制外资进入中国，打击敢于对抗中央政策的地方大老等。但在房宁看来，本次全会还会就上述措施以外的议题，形成一定决议: “经济的发展是有环境和生态的约束的。即使是经济无限的发展，实际上也并不等于幸福，如果你不去做社会关系和精神领域里的调整的话，物质的发展就象人们追逐自己的影子一样，永远不会丰富不会满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恐怕还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改变人们的需求本身，而不是一味地去满足人们的需求。”

改变人，而不是通过满足人来稳定社会， 这样的思路在中国共产党管理中国的历史中屡见不鲜。文革中要求灵魂深处闹革命，宁愿牺牲一部分物质利益，就是很好的证明。但桑特施耐德教授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提法，其实在西方也有。他指出，每次面临社会快速变迁，西方社会都未成为例外。看看西方教会的牧师主教乃至教皇的讲话，就会发现: 每次社会发出道德要求的时候，人们总会要求改变和改善一切。这样的反应在一个社会象中国那样发生天翻地覆变化时，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完全在人的意料之中。

在人们意料之外的，恐怕是中国执政党再度提出不准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的说法。曾几何时，在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共中央甚至接受中国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博弈的政治现实，提出中国政治的核心任务是跟上所谓全球化的步伐。那么现在中央全会关注的这个似乎是新的重点，又应该作何解释呢？熟悉中共意识形态操作的房宁教授认为，只要是市场经济，这种社会分化就是必然的。今天中国出现利益集团，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中国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这一点对防范利益集团，特别是防范体制内的一些特殊的，具有垄断性的经济组织就有特殊的意义。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组织它是有一定的集中性的，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共产党的领导要长期的存在，这就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你共产党内，不能形成特殊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