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belem der Medienpolitik Chinas bei Tibetfrage

這件事情是怎麼走到中國的

名為"西藏騷亂：西方媒體的真實面孔"的中國海外草民製作的錄像先是在海外的YouTube創造點擊量。德國之聲中文網等中國境外中文媒體報導了此事後，這件事傳到了中國國內，在中國有關網站上立即引起了數以萬計的點擊量和數以千計的評論。

今天（3月24日），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是無知，還是偏見"的文章，報導了"英國一家廣播公司"、"德國一家報紙網站"、"美國一家電視新聞網""歪曲報導"西藏事件，錯用圖片的事。這篇官方的中文報導沒有點任何一個西方媒體的名，也沒有刊登相關圖片。

前一天（3月23日），新華社在新華網上發表的英語文章，則明確地點了CNN、BBC、德國柏林晨報、ntl電視台網站等的名，並用了那名中國海外草民蒐集的圖片。

據瞭解，這兩天，在中國長期被禁的YouTube忽然開禁了（據瞭解是從3月22日開始開的禁）。

德國媒體是怎麼報導的

這件事情只有少量德國媒體作了報導，但畢竟是有一些主流媒體報導了的。

世界報線上只是轉載了德新社一篇很短的報導，關於此事就兩句話："外國對西藏嚴重動亂的報導引起了中國國家控制的媒體和網上論壇的批評。一些媒體被指責歪曲事實。"具體怎麼回事，沒有說。

焦點雜誌線上是在一篇題為"中國知識分子批評中國媒體"的文章的下半部分以不太起眼的方式報導此事的。這篇文章上半部分報導的是劉曉波、王力雄等29名中國維權知識分子的公開信內容。在下半部分以"（中國）國家媒體反擊"、"所謂錯誤的圖片說明文字"等小標題報導了上述事宜。但這方面的報導是比較詳細的，也提到了CNN、柏林晨報、n-tv等被中國點名的媒體的"所謂"錯用圖片是怎麼回事。

只有法蘭克福匯報用了一整篇文章來報導此事，標題就叫"中國批評外國媒體的西藏報導"，詳細引述了新華社對這些西方媒體的批評。

德國RTL電視台網站和n-tv電視台作出了相關表態。中國新華社這次反應很快，馬上就（3月24日）發表了一篇題為"德國RTL電視台網站承認對西藏暴力事件報導失實"的報導。該報導說，RTL電視台網站發表了一個聲明，"承認了這一錯誤，並對此表示遺憾"。""德國電視新聞頻道N－TV也表示正在對相關報導進行核查。"法蘭克福匯報上述文章就此寫道：n-tv一名發言人周日在科隆表示，電視台將核查這個指責，"我們認真對待此事，將進行核查。"

德國媒體的"難處"是怎麼來的

這件事情，德國沒有幾個媒體給予報導。但畢竟有幾個主流媒體報導了。為什麼其它媒體不報導此事，或者只是一筆帶過呢？從焦點線上的報導方式可見一斑。焦點線上這篇文章，標題說的是批評中國的事，只是在下半部分報導了這件事。並且用了諸如"所謂"之類的小標題。為什麼呢？簡單地說，這叫避免給人以站錯立場、"為虎作倀"的印象。

在整個西方的媒體界，情況恐怕都是類似的。泰晤士報報導過當時在拉薩的瑞士遊客等的說法：西藏暴民暴打漢人，甚至可能當場打死；德國明鏡周刊線上發表過對時代報駐中國記者布魯默（Blume）的採訪，他說，一個藏民雖然痛恨中國政府，但卻說沒聽說中國軍警開槍打死人。這樣的報導都沒有被其它媒體所轉載。如此種種，這種德國、西方媒體的"難處"是從哪裡來的呢？

首先，這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民主、自由這些價值觀在西方世界是絕對準繩。首先，中國近幾十年來經濟發展很快，有目共睹，但在民主和自由方面幾乎沒有進展，卻也是共識。儘管中國已經資本主義化了，執政黨卻仍然自稱是"共產黨"。這些都是西方（無論是政府、媒體還是大眾）無法接受的，也不能為之鼓吹的。在中國與另一種力量發生衝突的時候，人們不得不首先想到這一點，以此作為一個標準，同時也是一個記者道德標準的問題。

第二，中國這些年來的許多政治上的行為給西方民眾留下的印象是什麼呢？很明顯：嚴格地控制媒體和言論，而中國的媒體（當然多半是非自願的）也經常出於"習慣"、"傳統"而隱瞞甚至扭曲發生的事情。比如非典、松花江毒流，那時的中國政府和媒體態度畢竟給世人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再來個舊話重提：不久前，德國之聲譯載了法新社關於溫家寶總理在艾滋村握的是"演員"的手的報導。中國看得很嚴重，外交部向法新社抗議，新華社撰文不點名地批評德國之聲。然後，法新社作了道歉。是的，法新社那名德國"雇員"的報導方式有問題，他完全可能是"道聽途說"。但是，河南當地領導真的沒有這樣的問題嗎？在百度這個有"限制"的搜索引擎的"網頁"裡，輸入"艾滋村"和"溫家寶"這兩個關鍵詞，就能找到內容相關的報導，而這些報導是中國國內媒體發表的，比如2005年的一篇，標題就叫"河南'艾滋村'防艾黑洞:官員連總理都欺騙"，2008年1月2日的一篇叫"河南艾滋父親不許與總理見面"。中國媒體報導這事，沒有引起重視，外國媒體報導了，卻看成是污衊溫家寶總理（法新社的報導其實完全是針對地方官員的），而不去認真地調查核實，如果屬實，就懲罰或至少警告敢於欺騙國家領導人的地方官員。自由亞洲電台在事後還作了電話採訪，也證實有這類事情，並有採訪錄音。中國這樣的媒體政策，如何取信於世人呢？如何扭轉世人難以相信的的心態呢？

第三，幾十年來西方的"西藏印象"。可以說所有德國人（西方其他國家人可能也是一樣的）都有這麼一個深刻的"印象"：中國在50年代初"非法"佔領了西藏。德國之聲德語網日前採訪的科隆漢學兼法學家霍爾澤說，西藏是在清王朝倒台後才於1913年宣佈獨立的，但這個宣佈並沒有獲得世界各國的承認。這一點，沒有幾個德國人知道。桑特施奈德說，中國50年代初佔領西藏後，國際社會並沒有對此提出過質疑。這一點恐怕也沒有幾個德國人相信。為什麼世界各國當時和後來沒有承認西藏獨立呢？國際社會沒有質疑一說是真實的可信的嗎？筆者認為，這恐怕要「歸功」於蔣介石了。因為，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是西方認可的，並且當時在聯合國佔有"常委"席位，而蔣介石是不會承認西藏獨立的。但是，在西方民眾心目中，尤其在中國50年代末"平亂"後，中國"非法"佔領西藏的印象卻是深刻的。從這點出發，在中國政府和西藏人之間發生什麼，人們自然而然會相信西藏人說的。

第四，有一種世界普遍的觀念，叫"同情弱者"。中國在西藏問題上永遠以"強者"的姿態出現，西方人自然而然就覺得應該站在西藏，站在達賴喇嘛一邊。

中國媒體政策轉折的機會

中國終於在媒體政策方面作了一個小小的轉折：給YouTube開了禁。僅僅是這麼一個小小的轉折，就已經帶來了一個小小的成功：至少西方有一部分人對此的"堅信"會不那麼"堅"了。但是，這並沒有帶來根本性的轉變。根本性的轉變，德國之聲日前的文章裡提出了兩個方面：一是中國要跟達賴喇嘛見面，談判；二是在媒體政策上必須有所改變。這裡主要說媒體政策。關鍵詞是「由剛轉柔」。

首先，盡快向境外媒體開放是當務之急。西方記者固然有自己的價值觀，但是記者的職業道德也是價值觀的組成部分。這個職業道德要求的就是實事求是。西藏事件發生以來，已經有不少西方記者表明了這種職業道德。中國必須相信廣大西方記者，相信他們至少大多數不會"胡說八道"。只有他們的報導，才會真正被西方和世界上的大多數人所相信。而且，趁這個機會，中國也應該認真考慮一下了，這種開放是否應該持續下去，不要侷限在奧運年。這對全球化過程中的中國肯定是好處多於壞處的事情。

第二，對境內媒體和草根媒體也不應該嚴格控制。中國對國內媒體同樣嚴格限制。西藏事件發生後，雲南有關媒體人員對德國之聲記者說，關於西藏事件，規定只能用新華社的稿子，連西藏官方媒體的報導都不能隨便轉載。中國的內外有別在媒體政策方面是十分突出的。本文一開始提到的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報導就有了別，人民日報的中文報導比較含蓄，不點名，不用圖片，而新華社的英語稿則點名而又用圖片。這種"內外有別"是不符合人民的"知情權"要求的。"花花公子"奧運開放事件，同樣反映了這種情況，只發表在中國日報英語版上。另外，這次中國終於發現，草根的"吵鬧"是有好處的了，於是放開了YouTube。希望這種放開不是臨時的。同時希望中國能認真考慮一下，對網路如此嚴格的控制是否真有好處。是好處大於壞處還是反之。至少，給世界的印象是壞的，也不利於取信於人。

第三，西方媒體的襟懷坦蕩也是值得學習的。法新社為艾滋村事情道歉，中國立即大報特報。現在，新華社也超高速地報導了德國電視台網站道歉的事。但是，中國媒體政策的制訂者們和媒體的同仁們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是否也可以從西方媒體的襟懷坦蕩，有錯就承認中學點什麼呢？真能學一點，也有助於自己媒體的可信度。

第四，重視媒體的語言「改革」。剛與柔的矛盾同樣體現在媒體的語言上。德國之聲日前的文章已經指出，象"人民戰爭"、"你死我活"之類的文革語言只能給人以壞印象，現在劉小波等人的聲明中也提到象"披著人皮的豺狼"之類的文革語言。媒體要靠什麼來說話：用事實，用最讓人覺得可信的事實表達方式。舉個例子，中國說拉薩事件至今有18人死亡。西方的報導就說，中國官方說西藏有18人死亡，西藏流亡政府說是130人。這給人什麼印象？也許中國報導裡說的18人中主要是"暴民"的受害者，卻給西方人一個印象：這18個人是中國鎮壓的犧牲品。為什麼中國就不能公佈這18個人的名單、照片和死亡情況與經過呢？還是由於嚴格的媒體政策。如果中國政府真公佈了這18個人的死亡經過，那麼西藏有關人士可能不得不以相應的130人的材料來證實他們的說法的真實性。不是嗎？當然了，如果這事情單獨由中國政府宣佈，而不是由外國記者參與瞭解，在可信度上還會是打折扣的。

中國到現在為止還是不改剛性。也許這方面在內部有很大的爭議。但是，隨著奧運的接近，純剛性的弱點會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面對的威脅也越來越大。真的在奧運期間發生些什麼，可以說是防不勝防的。跟達賴喇嘛談，開放媒體，實際上是真正明智的選擇。

如果作出了開放媒體的選擇，哪怕只是局部的，也會是一個好的開端。中國的政治改革不妨就從媒體政策開始。這也由於媒體政策問題已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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