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頭上又懸刀了嗎？

剛剛出版的《炎黃春秋》第12期，針對當前中國的文化單位遵照統一部署，落實六中全會精神，緊鑼密鼓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編輯部約請5位學者做了一個《文化體制改革筆談》，放置於2011年歲末頭條。

十一月下旬就傳出《炎黃春秋》又危險了，要被加入"國營企業集團"，實行企業化改制，新聞出版總署派了一個副處長專門負責其改制。

向《炎黃春秋》瞭解，從社長，總編，到副社長，副總編態度都十分淡定："這次是所有文化部門的改制，不是針對我們一家的。"

《炎黃春秋》早就算得上改製成功的樣板

《炎黃春秋》的淡定，一點都不做作。1990年，中央的新聞出版部門大清洗，大換血還正在進行。反對六四屠殺的開國上將蕭克就把被清洗下來的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請去，讓他創辦一本歷史雜誌。這位管理過全國報刊和出版社的趙紫陽重要閣僚，他沒有國家一分錢的投資，也沒有一個國家編制，向新華社借了30萬元，領著四、五個人就著手創起業來。1991年7月雜誌社掛牌，創刊號出版，四個印刷體大字《炎黃春秋》面世。

《炎黃春秋》依靠編輯部全體人員到街頭吆喝雜誌，兩個來月就還清了30萬元借款。2012年的郵局訂戶突破了15萬，這份中國著名的政史月刊，20年走的就是一條企業化的經營之路。

中國的新聞出版業和文化業，建國之初全部定位為事業單位，由國家撥款，與國營企業的區別就在於不實行經濟核算。上個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大潮中，已經開始了國家財政逐步"斷奶"，把一部分事業單位趕進市場的嘗試，但是事業單位的編制沒有改變。一部分民辦文化出版業，也在夾縫中尋求生存。90年代至今，都市報刊，商業報刊蓬勃成長，但是在一次又一次全國性的清理中，民辦報刊已經絕跡，一律要掛靠一個黨政 "婆婆"，作為主管和主辦上級。《炎黃春秋》就是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主辦，文化部主管的。

六中全會之後的文化單位改革，目標就是除了時政類報刊（繼續由國家撥款），其餘的一律將事業編制改為企業編制，進而還必須要加入文化集團。看來，當前仍舊是事業單位註册的《炎黃春秋》，到北京市工商局重新註册為企業，只是第一步。第二步 "組成文化集團"就不那麼單純了，實行文化專制的當局允許文化企業之間"自由戀愛"嗎？勿自由，不就是捆綁婚姻嗎？

《炎黃春秋》Vs一下《求是》如何？

20年後中國期刊美人頭、明星照濫大街，就連社會類期刊也一律豪華包裝，一水銅版紙、彩色印刷。而《炎黃春秋》四個印刷體大字，歷落在目，曠日持久，至今仍舊是50克的新聞紙，只配黑白照片，訂價8元，不及一根雪糕錢。

與《炎黃春秋》的封面可比的，唯有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可是"求是"二字卻是鄧小平的御筆親書，尊為副部級單位，常見的作者包括現任政治局9常委和其他政治權貴。而《炎黃春秋》不過是一民間文化團體主辦的刊物。但是她有一個龐大的顧問團和編委會令《求是》也難以望其項背，其中包括中共的一批德高望重的高級幹部，被稱為"黨內民主派"，或稱 "胡趙舊部"，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披荊斬棘的開拓者，也是中共歷史重要階段的參與者和見證人。另一部分是中國思想文化界近三十年湧現出來新銳。他們也都是《炎黃春秋》的基本作者。

若比社會效應，《求是》前身《紅旗》80年代曾經被戲說是傳達室"唯一丟不了的雜誌"，當年曾經強制每一個黨支部必須訂閱一份。如今內容的影響力更差。《求是》此次不在體制改制之列，是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日報（英文）享受完全財政撥款的中央級報刊。如果"斷奶"，進入市場，恐怕一天都混不下去。《炎黃春秋》今年慶祝了創刊20周年，紀念冊刊登了《20年例文200篇》，雖然僅僅是例文的標題，但是每一個標題都能讓人們回憶起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不斷激起的變革風潮。200篇記錄著"事實求是，以史為鑑"辦刊宗旨創造的光輝業績，也記錄著"實事求是"在今日中國仍舊步履維艱，每有一次突破，都會招致風雨如磐的高壓和整肅。

1994年，胡耀邦去世五周年，《炎黃春秋》在封二發表胡耀邦的照片和一首悼念的詩歌，該期竟然被禁止發行，是蕭克將軍為雜誌社頂了雷，他說："就說是我蕭克的主意，把我的電話號碼告訴他們，讓他們給我打電話。"

2005年11期，以《我們心中的胡耀邦》為題，組織了前政治局委員田紀雲和13名省部級高級幹部的回憶文章，竟然被叫"停止印刷和發行"，因為新聞出版總署動作慢了半拍，只封存了5千本，在洛陽紙貴的社會效應的衝擊之下，20天後也不得不解禁。

2007年2期，發表了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的前途》引發當代思潮的激烈討論，以《烏有之鄉》為首的毛左派，一直鬧到編輯部，在各地舉行了12場批判會。

2008年9月，發表了前新華社四川分社社長孫振的文章《文革後期我與四川省委書記的交往》，寫了擔任四川省委書記時的趙紫陽，竟然遭致高層的干預，不依不饒一定要杜導正退下，結果雜誌社法人換成中年學者吳思，杜導正還是在社長位置上堅持下來。

在慶祝雜誌創刊20周年的座談會上，88歲的杜導正講了一句頗動感情的話："為了讓《炎黃春秋》生存，，除了沒有送女人和下跪，我什麼手段都採用了。"

楊繼繩質疑中國式的文化企業化

《文化體制改革筆談》份量最重的一篇當屬楊繼繩的《產業化能不能促進文化繁榮？》。楊繼繩現任《炎黃春秋》編委會副召集人、社委會委員、副社長。

楊繼繩質疑文化企業化的改革目標。他說："從繁榮文化的高度來看，企業化不是文化單位改革的根本所在。從根本上看，中國文化改革的目標就是落實憲法第35條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檢查改革目標是否達到，就看文化單位能不能發揮'批評時政，監督政府，鞭撻邪惡 ，伸張正義，溝通社會，倡導文明'的作用。文化最需要創新，最需要個性，而創新和個性必須以思想自由和思想表達為必要條件。憲法第35條為這一必要條件提供了保證。"

楊繼繩指出當前的改革很可能對文化事業造成新的桎梏。其中最嚴重的是出現兩個"婆婆"來鉗制文化。他說"一方面。行政權力出於加強控制的目的，借'資源配置'、'產業重組'、'集團組合'等手段，像捏面團一樣，或將文化單位改組、合並、撤銷，或調整領導班子、調動業務骨幹。文化單位不僅由此元氣大傷，還失去必要的獨立性；另一方面，一旦行政權力說某文化單位違規，下令停業整頓甚至關閉，投資人的資本就會付諸東流。這是老闆們最怕的事。所以，老闆對文化單位的監督和管制更為細密。"

楊繼繩擔憂的改革結果：兩個"婆婆"同時出動,文化不僅不能發展繁榮，還會枯萎。

這樣的改革，難道不是向文化舉起了"兩把刀"嗎？

作者：高瑜

責編：吳雨

作者簡介：高瑜，中國獨立記者，專欄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後擔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因參加八九民主運動，兩次繫獄。作品廣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