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莎航空在納粹德國時期扮演了怎樣不光彩的角色？

（德國之聲中文網）德國最大的航空公司漢莎航空對其近一個世紀的航空歷史引以為豪。包括德國空軍使用的Ju 52運輸機在內的畫面在上世紀20、30年代漢莎航空的營銷中佔據顯著位置，暗示著該品牌的「開拓精神」及其在航空史上的地位。

然而，漢莎航空在第三帝國戰爭機器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大規模的強迫勞動卻鮮為人知。事實上，漢莎航空只是眾多與納粹政權合作的公司之一，這些公司都是知名品牌和商業家族，正如記者大衛‧德容（David de Jong）所言，他們至今仍「隱身於眾目睽睽之下」。

他是2022年出版的《納粹億萬富翁：德國最富有王朝的黑暗歷史》（Nazi Billionaires: The Dark History of Germany's Wealthiest Dynasties）一書的作者。該書揭露，與在紐倫堡審判中受審的納粹高級政客和軍事領導人不同，大多數與希特勒政權合作的商業領袖從未真正受到追究。

書中提到了君特‧匡特（Günther Quandt）及其子赫伯特（Herbert Quandt），他們是如今寶馬集團的創始人。以及因在紐倫堡審判中被控使用強迫勞動和奴工而被定罪的實業家弗里德里希‧弗裡克（Friedrich Flick）。1950年提前出獄後，弗裡克成為戴姆勒-賓士的最大股東。

德容告訴德國之聲：「西德當局沒有任何動力去評判他們的同胞，無論他們犯下的罪行、應承擔的責任，還是他們曾經或現在抱有的同情心。『去納粹化』在德國社會的各個層面都只是一個神話。」

德國戰敗後，焦點迅速轉向冷戰，即對抗共產主義和蘇聯。西德被視為資本主義的堡壘，德國商人被允許保留其資產，無論這些資產是否合法，或者是否是從猶太人手中搶奪的。

歷史學家彼得‧海耶斯（Peter Hayes）指出，這種情況並非僅限於德國工業界。他舉例說，西德戰後首任總理艾德諾曾要求停止去納粹化程序。艾德諾認為，國家需要經驗豐富的公務員和專業人士。他的政府在20世紀50年代初頒布了大赦法，將數十萬前納粹分子重新納入德國社會，包括行政和司法部門的工作人員。

「他們之所以能逃脫懲罰，是因為這對盟軍和德國人自身都有好處，」海耶斯說，「西德人刻意遺忘了這段歷史，這對他們來說很有利。這符合他們將納粹主義劃分成不同等級的做法，也就是說，所有壞事都是少數狂熱分子干的，我們其他人只是被矇蔽了，被欺騙了，真正的罪犯是黨衛軍及其領導層。」

在2025年出版的《利潤與迫害：納粹經濟與大屠殺中的德國大企業》（Profits and Persecution: German Big Business in the Nazi Economy and the Holocaust）一書中，海耶斯探討了知名企業如何參與了當時一些最駭人聽聞的暴行，例如法本公司（Farben，二戰後解散為巴斯夫和拜耳等公司）供應齊克隆B氰化氫毒氣用於殺人，以及加工從納粹集中營受害者口中拔出的金牙。

「他們不僅知道自己參與了什麼，而且還試圖從中牟利。」海耶斯說道。

漢莎航空如何成為納粹重整軍備的工具

德國漢莎航空公司成立於1926年，當時只有少數精英階層才能負擔得起飛機票。到了20世紀30年代初，該公司已舉步維艱。德國航空史專家、歷史學家盧茨‧布德拉斯（Lutz Budrass）認為，納粹「拯救了漢莎航空」。1933年，戈林任命漢莎航空總裁埃爾哈德‧米爾希（Erhard Milch）為國務秘書，該部門後來發展成為帝國航空部。

一戰結束後簽訂的《凡爾賽條約》，德國被禁止擁有空軍。但歷史學家布德拉斯指出，由於民用航空僅受到輕微限制，漢莎航空因此成為了納粹重整軍備的工具。1941年以後，漢莎航空在前線後方的飛機修理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與其他公司不同，它能夠直接招募到被強迫的勞工，其中包括許多從納粹佔領的歐洲各地地區綁架的童工。

二戰結束後，盟軍宣佈漢莎航空公司隸屬於德國空軍，並於1951年將其解散。1953年以「航空股份公司」（Aktiengesellschaft für Luftverkehrsbedarf）的名義重新成立，並於1954年更名為「漢莎」（Lufthansa），同時獲得著名的鶴形標誌的使用權。

重建的漢莎航空恢復的不僅是名稱和標誌：許多原班人馬重返管理層，其中包括曾任納粹黨殖民政策辦公室經濟部門負責人的庫爾特‧魏格爾特（Kurt Weigelt）。戰後，他被列入通緝戰犯名單，最終被判處兩年監禁並處罰金。但到了1953年，他已是漢莎航空監事會主席，退休後還成為該公司唯一一位名譽董事。

上世紀90年代末，漢莎航空聘請歷史學家布德拉斯調查其在納粹時期使用強迫勞動的情況。該研究於2001年完成，但漢莎航空直到2016年才將其出版，而且僅作為公司精美圖文歷史的附錄。作為回應，布德拉斯不顧漢莎航空的反對，出版了自己700頁的著作：《鷹與鶴：漢莎航空史1926-1955》（Adler und Kranich: Die Lufthansa und ihre Geschichte 1926-1955）。

漢莎航空在提交給德國之聲的一份聲明中聲稱，它並非1926年成立的那家公司的繼承者，並表示「如今漢莎航空的法律基礎是在1953年奠定的」。

漢莎航空承認納粹時期是其歷史的一部分，並表示將「利用百年慶典的機會，認真反思其在納粹時期的責任，並基於歷史研究進行深入調查」。

「漢莎航空一直試圖利用其悠久的歷史受益，但當他們面對納粹是其歷史的一部分這一事即時，他們總是說，『不，這與我們無關。』」布德拉斯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在我看來，這始終是漢莎航空的問題所在。」

正義遲遲未至

漢莎航空在第三帝國時期的問題在上世紀90年代再次浮出水面。當年的強迫勞工在美國對德國公司提起的一系列集體訴訟，使這一問題進入了更廣泛的公眾視野。

德國政府和工業巨頭，包括漢莎航空、德迅（Kühne + Nagel）以及大眾汽車最終迫於國際壓力，於2000年成立了「記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Stiftung EVZ），以提供賠償。

但由於在納粹德國及其佔領地區的2000多萬名前強迫勞工中大多數已經去世，最終只有170萬人從基金會獲得了經濟補償。

聘請歷史學家研究其在第三帝國時期的業務往來，如今幾乎已成為德國大型企業的慣例：安聯、寶馬、歐特家博士（Dr. Oetker）、德意志銀行和大眾汽車都曾這樣做過。

然而，記者德容表示，這些研究成果通常被束之高閣，塵封在公司檔案館裡，有些甚至從未公開。

德容認為，德國富豪克勞斯-米歇爾‧庫恩（Klaus-Michael Kühne）是「拒絕正視」這段黑暗歷史的「典型例子」。庫恩身價估計達387億歐元，是全球運輸和物流帝國德迅公司的繼承人。他同時也是漢莎航空的最大單一股東。

公司由其祖父奧古斯特‧庫恩（August Kühne）於1890年與商業夥伴共同創立，並由庫恩家族和一位猶太合夥人阿道夫‧馬斯（Adolf Maass）共同經營至1933年。之後，奧古斯特的兩個均為納粹黨員的兒子接管了公司。

德迅公司在大屠殺期間幾乎壟斷了被掠奪的猶太人財產（主要是家具和藝術品）的運輸業務，並從中獲得了巨額利潤。猶太合夥人馬斯於1944年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被殺害。

克勞斯-米歇爾‧庫恩不願談及此事。他在2025年3月接受《明鏡周刊》採訪時表示：「對我來說，那一頁已經翻過去了，我不會再重提。」

德容說：「我筆下的那些商人，為了保住他們掠奪的資產和公司，拼盡全力，而且往往最終獲勝。我認為，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人們所能要求的最低限度，不是金錢賠償，而是對歷史承擔道德責任。」

© 2026年德國之聲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內容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如無德國之聲特別授權，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當行為都將導致追償，並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