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出版總署向民營出版揮出橄欖枝？

9月24日，香港鳳凰衛視播出了《問答神州》，主持人吳小莉對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進行了專訪。柳斌傑表示，要盡快打通民營出版業和國有出版業的接軌通道，讓民營出版業由體制外變成體制內，並且能夠參與書號申請。

2007年，中國非國有書業工作委員會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大約有10萬家左右民營書商，但幾乎全部集中在發行、零售環節，而上游的出版環節，由於中國出版政策的限制而無法涉足,"雖然有一些民營書業以合作出版的形式介入了出版環節，但買賣書號四個字永遠是懸在他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儘管早在2003年9月1日，《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正式生效，當時的出版人認為這個規定標誌著中國民營書業在法律上取得了與國有書業平等的地位，但《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只是在發行和零售對民營企業打開了大門，在出版環節民營企業根本無法進入。 這就形成了出版的一個特別的市場秩序：盜版盜印及買賣書號。

期刊出版同樣受到管制，被迫以書代刊，2009年，中國青年作家韓寒所創辦的獨立雜誌《獨唱團》，因為申請不到正式刊號，在經過了將近一年、超過10家期刊雜誌出版社的輾轉審稿之後，最終由山西書海出版社以書號的叢書形式出版了。僅僅面世一期之後，第二期的《獨唱團》即宣佈停刊。而另一家2009年創辦的《公民社會評論》也遭受同樣的命運。

2009年，中國知名出版人沈浩波在《金融時報》上撰文，指在對民營出版管制的情況下，民營出版依然佔據暢銷書市場50-60% 以上的份額，各類資本也早就一頭扎進，但由於主管部門的政策落實尚未開始，民營出版正在更加激烈的競爭格局中靜靜等待春天的到來。

"從抵製出版改革的角度看是一種倒退"

柳斌傑的訪談播出後，網路上出現不同的解讀，有指藉此可邁向出版自由，也有人認為這是中國當局對民營出版扼殺的前奏。

香港出版人、《開放雜誌》主編金鐘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認為，由於中國固有的體制，中國的出版不可能走向自由，官方應該是看到民營書業的巨大的利益空間，才作此表態："從經營的獨立性，即所謂的'出版自由'角度來說的話，讓民營書業進入體制內，相當於我們平時所說的'統戰'。體制內有一整套的非常嚴密的制度，民營出版進入體制可能會享受到體制內的一點權利，雖然可以申請書號，但一定得接受體制的管制；體制外有體制外生存的困難，比如書號被官方卡死，可也有相應的審查自由和選材上的寬松。現在中國官方都在這樣做，就是把民間的團體、公司、一些架構通通納入體制內，所以從抵制改革的角度看，這絕對是一個倒退。"

金鐘強調所謂出版的改革開放，就是體現在對民營出版的管理層面，讓其有越來越多的經營自由、出版規劃等。

"官方要收割民營出版業的巨大利益"

另外金鐘也認為民營出版有巨大的利益空間，就如沈浩波早前的分析，民營出版在中國暢銷書市場的巨大份額，如果將民營出版納入體制內，對中國官方來說有是有利可圖的事情："我認為這其中中國官方有兩方面的意圖，一方面是加強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是有經濟上的圖謀。總之，這個表態並不是一件好事情。"

中國知名評論人莫之許則認為，這是當局對民營出版進行吸納的方式，繼而官方將對民營出版行使審批、管理等權利，甚至是在此領域進行權力尋租。今後民營書業中將會出現資源整合，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個體的小書商有可能面臨淘汰的命運。

香港已經被稱為"禁書中心"

金鐘也談及香港及台灣的出版現狀，他認為香港和台灣兩地的出版自由，應該為大陸出版帶去一些啟示。

"中國大陸的書號管制，是非常沒有道理的。香港、台灣的出版自由，是真正體現了'一國兩制'，香港已經被世界上的人稱為'禁書中心'，世界上本來不應該有禁書的說法。"

據悉，近年在中國大陸不能出版的書籍，紛紛轉場香港出版，最為著名的為《改革歷程-趙紫陽回憶錄》、反映毛澤東時代大飢荒的《墓碑》、《中國影帝溫家寶》等。

金鐘介紹香港和台灣目前有充分的出版自由，對於出版物並不進行事前審查，如果出版物在出版後涉及色情、暴力等內容，也是經由法律途徑解決問題，而非行政手段："我們在香港可以享受英國體制留下來的出版、言論自由，我們對中國當局的說法並不敢相信，早在奧運期間中國官方承諾網路等自由，但都沒有兌現。"

作者:吳雨

責編:邱璧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