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與共和國同年

嚴格地說，我算不上與共和國同年。50年前，當新當選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宣佈這個共和國新生的時候，我已經8歲。但小小的我實際上已經在和共產黨的政權同步前進：這年春天，作為幹部子弟小學的學生，我隨著南下的解放軍進入天津，隨即又被送進剛剛進駐北京的子弟學校。毛澤東宣佈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我還太小，沒有到天安門廣場去放鴿子，那要到我進了初中，到共和國五周年大慶的時候。

1959年，共和國已經十歲。十年，對政治決策者而言，不算短了：政績，已經顯現；而缺點和失誤，也難於遮掩。那年我18歲，即將從高中畢業。雖說生活讀書的地方距離共和國決策中心中南海不過幾公里，裡邊發生的一切，其實一點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建國初期的鎮壓和肅清"反革命"運動；不知道全國的土地已經以"公社化"的名義全部集中到政府（也就是共產黨）手上；不知道農民只能按照政府的安排耕種，並且只能把產品以規定的極低的價格賣給國家。我不知道知識分子們不但一律脫下了西裝，換上了幹部服，還"自願地"接受了"思想改造"；即使如此，只要他們敢於表達一點獨立的意見，哪怕只是向共產黨提出建議，也會被視為敵人--他們當中的55萬人已經被送到偏遠的鄉下"改造"去了。曾經是共產黨的盟友、還象徵性地算作國旗上5顆星中的一顆的"民族資本家"們也難逃被剝奪的命運。他們臉上掛著笑--哪怕心裡流著淚--"自願"交出了他們的財產。

不但我這樣的中學生，全國幾乎沒有幾個人知道的是，憤怒正在毛澤東心裡積蓄。三年前召開的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他的階級鬥爭理論被淡化；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和發展黨內及人民民主被提出。最讓他難於容忍的是，下一屆黨代表大會，將設立"名譽主席"--簡直就是針對他。用他的話說，他簡直就成了一塊"供在那裡的祖宗牌位"。而就在那年夏天，他利用"左派"，把與他共事30年，在所有最困難的時刻支援他，唯一一個願意替他到北韓作戰的元帥彭德懷打打成反黨份子。我們並不知道，中國在那時侯已經沒有了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開明的、關注民眾的共產黨領袖，只剩下毛澤東戰戰兢兢的追隨者。

對過去十年間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們不清楚，也不想把它弄清楚。我們相信黨，黨會為我們安排一切；我們相信《人民日報》，它會告訴我們應該知道的一切。我們知道大躍進中每畝地打萬斤糧；我們知道中國農民都已經變成了有組織的公社社員；我們也知道壞人（右派和右傾份子）曾經反黨，而光榮的黨已經成功地把他們鎮壓下去了。

我們不知道這些，不知道1950年代共產黨和毛澤東所造下的罪孽會對下半個世紀的影響，我和我的夥伴那時只享受著花季少女的浪漫與興奮--只不過我們的浪漫興奮是革命式的：我們在天安門工地上義務勞動，參加所有"軍事體育"項目，而在"十一"國慶之夜，則滿心歡喜地在新的廣場上跳舞--沒有誰會想到，30年之後，我們的孩子會在這裡抗議和流血。

1969年的"十一"，就我個人說來，已沒有任何喜悅而言。28歲的我已經有了家，有了一個奶娃。然而，就在這任何正常的普通人都應當享受的甜蜜時刻，我們家卻在匆匆整理行裝。雖然我們夫妻都是導彈工程師，卻已確定被遣送到中國陸地的最南端去"圍海造田"。一歲的女兒不能帶在身邊，只能寄放在一個陌生的不必"通過勞動改造自己"的工人家裡。那年，共和國其實是有它的"大喜事"，這就是毛澤東努力拖延了將近十年才召開的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會上，不僅他本人被推到了連中國歷史上的"秦皇漢武"都不曾有過的榮耀的高位，他的夫人和他的"左派"戰友也都被"選"入最高決策機構。非無產階級分子在"階級大清洗"中被鬥爭、被侮辱，包括共和國元帥和主席。他們都死在這年，死得沒人知道，連他們的太太都不知道。已經三十歲的我開始清醒：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1979年三十年大慶時，天安門廣場是平靜的。但人心--幹部們，我們這些三十多歲的知識分子們，還有儌倖挨過了大飢謹的農民們並不平靜。而且，這年的興奮激動不像建國初期或文革期間，遭遇"被發動"，而是向來不輕易流露情感的中國人的一種發自內心的快活、一種活力的迸發--因為，改革開始了！共產黨開始明智地糾正自己的過失，共和國的歷史將翻開新的一頁。果然，五年後的35年大慶，站在天安門上的鄧小平收獲了新中國唯一未經"組織"就出現在遊行隊伍中的的橫幅："小平您好"。這年，我放棄了工程師的位置，開始了我的職業作家生涯。這不是一條容易的路，卻是我自己的抉擇。我以為，與我的倍受折磨與蹂躪同胞直接對話，中國作家會有所作為。

又是十年過去，1989。在共和國40歲而我48歲的時候，天安門廣場死一般的寂靜，沒有遊行也沒有狂歡。這倒不完全因為長安街和紀念碑上有鎮壓的彈孔需要修補，而是北京市民正以沉默來表達他們從來沒有過的失望和憤懣：這個他們擁護了40年的政權向自己的人民開槍！"十一"那天，我正被拘押在秦城監獄的單身牢房。我曾經那麼信賴的《人民日報》已經在一周前宣稱我為"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走狗"。對此，我不服。我正在為自己起草辯護狀。

1999年的50大慶是前所未有地奢侈與輝煌。北京剎那間變得安靜和乾淨了，因為外地民工已經強行遣返，污染空氣的煤爐也暫時不可以再用。大家底下流傳著的是，政府將花費上百億 來辦喜事，雖然人口已經膨脹到13億的共和國舉步維艱：五千萬工人下崗；一億孩子沒有學上；國土的血脈，50年前曾經那麼歡快慷慨地奔湧著的北方和南方一條條大河，正瀕臨乾涸。58歲的我此時成了一名在自己的國家不能發表作品的"作家"--我的作品在我的祖國已經被禁10年。

2009年，共和國"花甲重逢"。第三次浪潮和全球化機遇加上中國獨有的"低人權優勢"，造就中國GDP高速增長20年和外匯儲備全球第一。中國政府突然發現自己成了世界上最有錢的執政當局，同時面對著十幾億"生不起、讀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仇官仇富"、隨時都會因"非相關利益"走上街頭，釀成"群體洩憤"事件的憤怒民眾。於是乎，在金融風暴的嚴寒中來一場炫富炫武的大閱兵，成了政府向人民示威的最高表現形式。

2010年10月，中國會怎樣？

戴晴簡介

中國資深新聞工作者及作家。曾常年擔任《光明日報》記者。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同情學生遭當局逮捕。1990年初獲釋，但其寫作及發表作品的權力至今仍受到限制。

責編：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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