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在北京的離奇經歷

「霍爾斯特沒有住宅，也不知道如何找到住宅。當時外國人只能住在劃定的地區，沒有英文的租房市場。他在城裡闖蕩時撞上了一個『簽證顧問』、一個靠幫人填寫簽證申請表賺錢的中國人。德語是霍爾斯特的專長，他們兩人很快商定，霍爾斯特為『顧問』做翻譯，『顧問』給他提供免費住宿。

半年後，霍爾斯特找到一個英語教師的工作，輔導一個中國富人家庭的十五歲兒子學英文。此後幾年，他先當建築工程師，後來在『德國中心』工作。中國代理商請他參加一些大型活動，訂單不斷。中國人開會時需要一些西方人裝扮成商人、醫生或政治家，這樣可以使活動具有國際情調。金發的霍爾斯特看上去很嚴肅，他的任務是坐在台上，一言不發，需要時發一下假的名片。『國際專家』無須講話，也沒有人期望他們說中文。霍爾斯特並沒有感到不舒服，只有一次例外，那次他要簽署一份價值5200萬美元的貿易合同，簽字時下筆下錯了地方。不過，大家還是很滿意。」

在北京工作的不僅有西方的年輕人，還有一些在北京生活了數十年的外國人，其中不乏當年為學習毛澤東革命理論來到中國的西方左派人士。德國人克勞伊特就是其中之一：

「克勞伊特話不多。說起話來慢悠悠，不時停頓，好像這個加速的社會反而使他的動作變得越來越緩慢了。在北京、在中國，一切都不明朗，克勞伊斯學會了克制。他經歷的事情太多了。三十多年來，他一直住在北京，經歷了文化革命、此後的謹慎開放、1989年鎮壓民主運動後的孤立和今天朝著世界大國目標的崛起。當年他為了建設共產主義來到中國，現在他在看著中國拆除共產主義。

克勞伊特在中國推銷德國電影，也自己拍片，搞電視片和電影片的生產，幫助建立聯繫。他說，『憑我的聲望就可獲得報酬』。多年來，他編織了一個包括政治、文化和經濟精英在內的精細網路。他認識黨的高層幹部，其中一些人已有數十年之久。今天這一切對他很有幫助。

那是1974年7月19日，毛澤東還活著，文化革命還沒有過去。法院開庭前克勞伊特逃離德國，他面臨牢獄之災。對西德許多左派來說，當年的中國是實現了他們夢想的國家。他們認為自己努力爭取的目標，中國人已經達到。克勞伊特的歷史是六八年造反青年的歷史，也是他們心目中最終失去革命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