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修憲一年中國的政治變化(上)

（德國之聲中文網）一年前的第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在此前一個月的十九大三中全會上才提出的修憲草案，取消了有關國家主席的連任限制，連同本來就沒有規定任期限制的軍委主席和黨的總書記，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便在法律意義上成為了集黨政軍大權為一身的終身國家元首。

或許是被此前五年大規模的反腐運動徹底震懾，或許是這次精心準備的修憲行動來得太突然，將近三千名人大代表在被隔離的會場以高票通過了執政黨的動議。會場外管控良好的知識分子和公共輿論沒有發出什麼異議，連習慣了近年來白俄羅斯、土耳其、委內瑞拉等國的類似修憲以及全球範圍內政治強人浪潮的國際社會，也沒有來得及發出什麼反對聲音。

但是，當人們逐漸醒悟過來，事情便開始發生變化。 儘管有西方學者觀察到，習的修憲是成功的，似乎維持了某種政治上的穩定，但是過去一年裡，更多的修憲之初或許未曾預料的非意向性後果頻頻出現，雖然尚未構成大的震蕩，卻在各個方面悄悄影響著人們對中國政治的態度，一切都改變了。問題只是如何認識其中的複雜聯繫，如何從短期訊號中辨別長期趨勢。

背叛鄧小平

譬如說，廢除憲法對國家主席的連任限制，對中國的社會精英來說，首先就意味著對鄧小平政治遺產的背叛和40年改革開放的終結，這是最為直接和清晰的訊號。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原本是鄧小平主導改革開放政策的標誌性改革，由此讓那些革命一代的老幹部逐漸退出領導層，引入年輕、專業的幹部，從上到下逐漸汰換，讓朱鎔基、江澤民這樣的技術專家最終得以接班，形成鄧後的技術官僚治國體制。

雖然這一體制逐漸腐敗，最終成為習氏政權的開刀對象，也是紅二代集團最初擁戴習近平上位的主因之一，但是，技術官僚的培養和進入統治集團，卻改造了共產黨的形態，使之更像是一個工程師黨，而非革命黨，讓市場經濟的有序進行和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變得可能，從而培養了中國社會最廣泛的改革開放受益群體，也才有以這些技術專家治國經驗為主體的所謂"中國模式"。他們雖然稍早困惑於習的種種毛主義色彩，特別是他所宣稱的"前後三十年一致論"，卻直到這一訊號釋放後，才最終意識到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被徹底拋棄；當去年秋天"私企退場論"如探空氣球一樣被拋出來後，他們才驚慌失措，剎那間形成普遍的社會恐慌。

"紅二代"的啞巴虧

相比之下，對曾經擁戴習近平的所謂"紅二代"集團來說，修憲卻是實實在在的打擊，就中國高層政治的發展而言，也意味著一個重大轉折。應該說，此前雖然在技術官僚和紅二代集團之間存在著卡位競爭，後者面臨著前者規模和專業的壓倒性優勢，但是1989年的學生運動以血腥收場，也給予紅二代新的機會。中組部遵循陳雲關於"還是自家的孩子放心"的指示，開始有計劃地減少77-79的"新三屆"幹部的提拔，同時有意識地"培養"紅色出身的幹部子弟。這一"摻沙子"的人事路線，平行於江澤民"悶聲大發財"時代的所謂幹部年輕化、專業化遴選的制度化進程，悄悄鋪就了薄熙來、習近平等紅二代接班人的道路，但是也埋下了日後薄、習對決的局面，和修憲後習所面臨的尷尬。

因為，鄧的路線--從平民階級中通過高等教育和工作考驗不斷培養和挑選幹部且在胡錦濤時期逐漸制度化的模式，最大的弊病不在於無法解決接班人的問題--這可能是任何一個秉持列寧主義、倚賴"領袖"的共產主義政權都無法解決的問題（北韓式的世襲制倒不失為一條回到君主制的解決路徑），而在於固化了強人政治身後的集體領導制，卻因"政府中領導成員權力相等而導致的無政府狀態"。

這是法國憲法學大家狄驥（Léon Duguit）對將一個政府交給一個團體的擔憂，譬如法國督政府時期頻發的政變根源，同樣可以解釋從江到胡，中國政治局常委體制越發陷入的無政府狀態，胡無力掌控局面，任由常委們的分肥體制坐大，形成黨內的七大利益集團和派系，最終導致薄、令、周、徐集團的未遂政變。這本是一個絕對或專制的共和國所不可避免的，而習以加強個人集權、回到毛氏的個人專制來代替集體領導，只是試圖解決這一無政府危機，也是受到紅二代集團支持的正當性理由。但是終身制卻打破了紅二代們最初支持他的一個交換，或謂"隱形合約"：在紅二代家族內部實行輪流坐莊，即以最小範圍的所謂黨內民主，隔離平民階級和地方分散派系所產生的技術官僚集團。

這本是貴族統治的特色，雖然不符合現代政治的潮流，但是若按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當初對貴族政治的建議，即必然以擴大貴族集團且運用純粹多數的簡單民主原則來解決"沒有頭顱"或者虛假的"選舉總督"的困難，也是可能通向民主的。事實上，這也是中國自由派和改革派在習上位之初還抱有如此幻想的根源，相信習的集權是為最終轉向民主化所需的必要手段，即1980年代一度盛行的新權威主義的道路設想。但是，修憲否決了紅二代輪流坐莊的可能，也徹底撕裂了習和紅二代的政治聯盟。紅二代們如同吃了啞巴虧一般難以發作，習又在2018年率先發動了針對紅二代的資產清剿，從安邦到海航，防範紅二代們利用這些"黨外資本"圖謀反抗，手法一如普丁消滅那些資助獨立媒體和反對派的石油大佬和巨商。

專制共和國的誕生

不過，中共現在的統治者似乎並沒有斯賓諾莎時代的政治智慧。他們的老朋友如季辛吉卻是一個如假包換的斯賓諾莎主義者，務實主義的職業生涯背後其實充滿了對世界政治的激進主義理想，從去年到今年幾次與中國管理層見面，卻沒有教會他的中國老朋友們這些政治哲學。反而，習近平的修憲計劃最為忽略的，就是民主陣營裡的老朋友們。修憲方案公佈後，天下之大嘩不止國內，而在世界範圍。

習將終身連任的消息，也打破了海外曾經目睹蘇東轉型的一代務實派學者、官員、中國問題研究者的幻想，他們原本對經由市場經濟培育出公民社會、然後擴大民主參與和推動和平民主轉型的道路堅信不疑。譬如按伊恩‧佈雷默（Ian Bremmer/美國政治學者） 的J曲線，或許處於J曲線谷底的中國，應當有自信向更開放而穩定的一端發展，而不是害怕不穩定而退回到封閉端。何況，在佈雷默之前，就有黎安友(Andrew Nathan)提出著名的"威權韌性"假說，承認江胡體制的學習能力和靈活性。

但是，習近平過去六年的政策卻反其道而行之，意識形態、網路、市場環境和政治意識愈益封閉，對外政策則因習在2013年倡導"一帶一路"和2017年達沃斯論壇上捍衛全球化的高姿態，而在全球範圍内呈現激進擴張的態勢，外交作風富有進攻性，咄咄逼人。修憲之舉則迅速證實了外界對這一趨勢的判斷，尤其對美國而言，迅速凝聚了左、右兩派的共識，消除了傳統親華派的異議聲音，有激進保守派甚至將中國歸入俄、伊、朝四大邪惡軸心，美海軍也開始轉向反恐戰爭結束後的全球戰爭準備。

中美貿易戰便在這一轉向背景下發生了，糾紛議題從最初的關稅壁壘到日漸擴展的結構性改革，無不針對中國體制的封閉性，似乎擔憂中國急速退回到J曲線的封閉端，在中國事實上作為一個大國影響全球的情形下加劇世界範圍的不確定。終身制在這個意義上便是這一封閉體制的最後加持。理論上，雖然絕大多數中國政治精英都不在意或者無從理解修憲意義，在擁有超過兩千年哪怕是馬克思意義上的"政治文明"傳統的西方世界看來，中國2018年的修憲意味著去除了對一個最高領導人最後的也是唯一的名義上的任期限制，意味著一個絕對主義或者專制的共和國的誕生。

（未完待續）

 

白信為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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