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文學作品不應存在理解上的困難

德國之聲：
莫言先生，請簡單介紹一下，您都有哪些作品被翻譯介紹到德語地區，它們的發行情況如何？

莫言：
我從八十年代起就有作品在德語地區發行，現在有三部長篇，一部就是《紅高粱家族》，這個德國觀眾或者讀者比較熟悉，曾經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紅高粱》。另外還有《天堂蒜薹之歌》，是描寫中國北方農村一群農民和官府作對的狀況的。還有一部叫《酒國》，是對中國的官場腐敗和社會生活的比較真實的描寫，其它還有一些短的作品。發行情況我不太清楚。

德國之聲：
您是以創作鄉土文學而著稱的，作品有很濃郁的中國特色，歐洲讀者能領會故事的內涵和風格嗎？

莫言：
我想真正的好的文學作品不應該存在理解上的困難，因為真正的好的小說應該描寫的是人，人的感情，人的內心世界。我想在這一點上，不管是歐洲的人，美洲的人，還是亞洲的人，他們的基本感情方式、基本思想應該是能夠互相理解和溝通的。這也是文學作品能夠被翻譯來翻譯去的重要的基礎。

德國之聲：
這兩天我們座談會的主題是「文化記憶」，一些藝術家及學者提到，記憶有時是虛假的，帶有一定的想像的成分。您能否結合自己的寫作經驗，談一談您對於記憶的理解和感受？

莫言：
我認為這個會議的主題非常地好。在開幕式的晚上，我做了一個發言，也重點來講這個問題。我想任何藝術創作，不管是小說、詩歌、音樂、美術，包括攝影，都是一種記憶的復現，或者在記憶當中創作，在創作當中回憶。我想尤其對寫小說來講，你描寫的基本上都是你留存在記憶裡的歷史，歷史景象、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我的小說，比如《紅高粱家族》，我是作為50年代以後出生的一個現代人，但是我描寫的這段生活是上個世紀30年代，甚至更加久遠的。我寫這種我沒有經歷過的生活，就是一種祖先的記憶，我是從我的爺爺奶奶他們的口裡面聽他們講述想當初他們親身經歷的故事。然後他們的記憶通過他們的口述變成了我的記憶，在我回憶的過程當中把它寫出來。經過了幾代人的口口相傳，我心目中的30年代我爺爺我奶奶年輕時候的生活到底有多少真實性呢？這個就很值得懷疑。而且我在寫作《紅高粱》這本書的時候也認識到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歷史實際上是一個傳奇化的過程。每一個人在講述一件事情的過程當中都要添油加醋，添花加葉，結果我們過了幾十年後再來寫這段歷史，應該和當時的真實生活差距比較大，但是這對藝術創作沒有關係。我想一位歷史學家，他如果要寫一部歷史著作，一個最高的追求和標準應該是完美地再現歷史事實。但是對於一位文學家，一個寫小說的，寫詩歌的，他筆下的歷史未必是虛。因為歷史對我來講無非是一個環境而已，我的最終目的還是要通過我的作品來塑造人物，刻畫人物，表現人在這種特殊的歷史環境之下，他的心靈的變化。小說家筆下的記憶未必是真的，假的也是可以的。

德國之聲：
中國的經濟騰飛也帶動了中國藝術領域的對外開放，以及國際間的相互交流，那麼中國本土的文學創作是否也受到了外來的衝擊或者影響？

莫言：
外國文學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非常大。從80年代開始，我們這一批作家剛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就有大量的西方文學作品被翻譯到中國去，包括君特•格拉斯先生的《鐵皮鼓》，倫茨先生的《德語課》等等。這些作品都對中國的作家、讀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或者說，正是因為有了大量的西方作品被介紹到中國去，才使中國的作家改變了那種習慣性的文學思維，才有了當代的中國文學。

德國之聲：
你是一位非常多產的作家，從80年代至今已經推出了10部長篇小說，30多部中短篇作品，您主要是從哪裡汲取養料，來激發自己持續高漲的創作熱情？

莫言：
我想對於一個作家來講，他的創作資源應該有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在自己沒有成為作家之前，他的那一部分生活。比如說，我是在25歲開始發表作品的，那麼在我25歲之前的這一段生活，並不是在為文學作準備，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有朝一日會成為一個作家。我覺得這一段生活是我創作的最寶貴的資源。另外一個就是說，當我成了作家以後，我要不斷地通過記憶來寫作，不斷地要從我的回憶當中去尋找寫作的素材，但是這一塊很快就會枯竭。一個人二十來年的記憶畢竟是有限的，一部一部的作品很快就會把它寫完，那麼這就需要作家不斷地從當代的現實生活中去汲取營養。

德國之聲：
現在的藝術作品也有商品化的趨勢，形成了一個日益成熟的市場和產業，文學創作也是如此。但是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和市場定價或者暢銷程度往往並不相符，您怎麼看待這種矛盾？

莫言：
我認為當前中國的文學現狀是一種比較好的狀態，當然也有很多人不同意，很多人批評當前的商業化寫作。我認為文學應該是多層次的，因為讀者是多樣的。現在已經不是巴爾扎克或者托爾斯泰那個時代了，也不是歌德那個時代，現在社會生活越來越多樣化，人的精神需求也是越來越多樣化，讀者的群體分得越來越細。在當前這種情況下，需要多種多樣的作家來滿足不同讀者的需要，所以我覺得文學商品化看起來可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它實際上是非常正常的。中國從90年代才開始商品化，這是前所未有的，人們認為商品化會影響文學的品質，可我想西方已經商品化幾百年了，不是依然有很好的作品在產生嗎？而且我覺得所謂的純粹的文學，好的文學，實際上也不可能有很多，每個時代有那麼十部二十部就可以了。因此我覺得商品化不是一個壞的現象。

德國之聲：
現在寫作也慢慢趨於個人化了，比如大量的文學部落格、網路作家的出現，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莫言：
這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為我從80年代開始寫作就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的，我覺得一個作家的寫作就是應該從個人出發，就是首先寫他個人熟悉的生活，寫他個人內心深處最痛苦的、最歡樂的、最深切的感受。當然假如他的感受和大多數人的感受是一致的，那麼他從個人出發的寫作也就具有了廣泛的性質。另外一點就是，一個作家只有從個人出發，他的作品才會有鮮明的個人的風格，而一個作家只有具備了鮮明的個人的風格，他的作品才有存在的價值。如果大家都寫得一樣是沒有意義的，所以我一直反對這種集體化的寫作，一直強調個性化的寫作。

德國之聲：
您對於今後的文學創作的方向有什麼想法？

莫言：
我有很多的想法。一個作家關於文學的想法實際上是體現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裡面。我現在確實感覺到還有幾本書可以寫，我還感覺到我即將要寫的這幾部書應該是跟我已經寫出來的幾本大不一樣。

德國之聲：
如何不一樣？

莫言：
首先在故事上。我現在要講的故事和我已經講過的故事不一樣。第二個就是，我講述故事的方法和我已經用過的方法不一樣。我覺得這種探索是有價值的。

德國之聲：
您不再講鄉村故事，改講城市故事？

莫言：
人們對我的鄉村作家的這種劃分，其實我一直也是不同意的。因為我的小說，比如說翻譯成德文的《酒國》，就是一個寫城市的，寫官僚的，寫官員的故事，反腐敗小說——用中國的話來講。它根本和農村沒有多少關係。那麼我即將要寫的小說裡面，有涉及到城市，也有涉及到鄉村的，也有涉及到戰爭和歷史的。

德國之聲：
好，謝謝您接受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