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0106 Int Ding Zilin

德國之聲：丁子霖女士，首先感謝您接受德國之聲的採訪，最近天安門母親發布了一份公告，呼籲中國當局對六四進行重新評價，並且強調不會提平反這個字眼。我想問問您，為什麼要使用"重新評價"而不是"平反"這個概念呢？

丁子霖：我們之所以不提平反昭雪，是因為我們認為共產黨歷次政治運動都是亂整人，整死人，運動過後根據他們的需要進行平反昭雪，這是封建社會的做法。所以我們認為不能沿襲以往他們政治運動解決政治運動的做法，我們希望把六四運動的解決納入法制軌道，我們就想能夠為親人討回公道，讓類似的悲劇不在中國大地上重演。

德國之聲：您剛才提到從法律的軌道討回一個公道，您能不能說說怎樣從法律的渠道來討回這個公道呢？

丁子霖：我們有三項訴求。首先第一條就是希望人大常委會能夠組織一個獨立的，公正的六四調查，然後進行公佈，向全國,向世界公佈六四屠殺的真相，公佈死亡人數死亡名單，乃至於決策整個六四屠殺的過程。給我們死者家屬每個受難者家屬一個個案交待。因為從法律來說事實是最基本的。第二，在真相的基礎上人大常委會制定專門的法案依法進行賠償。第三條就是對六四屠殺的大小責任者進行依法追究司法追究，追究審問者。我們這三項要求概括起來就是六個字：真相、賠償、問責 。 我想這三條都是按照法律的程序提出來的。

德國之聲：您剛才總結的這三條真相、賠償和問責。您認為您的這三項訴求在目前的條件和情況下得到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丁子霖：是這樣，我們從來沒有期望過一朝一夕能夠實現，但是我們必須朝這個方向努力。首先要真相，要尋求真相。這是最最基本的。我想這二十年來我們苦苦尋找的就是真相的一部分。但是畢竟是這場六四大屠殺的真相的僅僅的一部分。那就是說大屠殺之後造成了苦難，遇難者怎麼遇難的，他們給他們的家庭造成了苦難。這是真相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屠殺是怎麼進行的，怎麼決策的，還有屠殺是怎麼執行的。今年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趙紫陽先生的回憶錄終於在他去世之後的四年在六四屠殺二十年的前夕問世了。我想，這也是我們追尋的真相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趙紫陽先生的這個回憶我認為將是一面鏡子。讓當時他的同事們，包括他的下級，所有的知情人在趙紫陽先生的面前照一照自己。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珍貴的，這開了一個很好的頭，也就是說，緊緊摀住的鐵幕終於掀開了一個角，而且這個角還是很大的一個角。我希望以此為突破，將來這個真相慢慢都浮出水面。其實這樣做就是對當今的領導人：我想，如果從長遠看這應該是利大於弊。如果他們能夠把眼光放得遠一點。就像我們公告裡提的以豁達的胸懷，以勇於擔當責任的勇氣來面對的話，我想這將有利於六四問題的公正解決。所以真相是前提是基礎，有了它才能有以下的幾步。這需要時間需要耐力。

德國之聲：天安門母親和香港天安門母親運動製作了一部紀錄片，題為《天安門母親之路 》。這是最近剛剛問世的麼？

丁子霖：是的，五月二十八號在香港有我們的發布會，仍然是三十三集。我們提供的文字腳本就是三十三集，時間是一百多分鐘。作為紀錄片來說應該說是相當長了。香港的同胞異常的熱情和投入，幫助我們完成了一件我們想做而無法做成的事情。自從五月二十八號發布會這部片子面世以後，我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我想，目前的政府當局對這部片子的出現，他們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也許就會到我家裡來興師問罪，我等著呢。

德國之聲：到目前為止 ，因為我們看離六月四號也沒有幾天了，您目前有沒有感受到一些壓力或者說政府當局有沒有對您採取一些措施？

丁子霖：沒有，我必須實事求是地講。我也覺得很詫異，這幾天在北京的這些駐外記者絡繹不絕地到我家裡來採訪，除了你們外邊來的電話他們沒有切斷過，我所居住的小區的保安會讓他到境外記者履行登記手續，當然登記以後每天都要上報有關部門，但是只要履行了登記手續就可以到我家來。到目前為止我家門口國家安全局的人還沒有來上崗，上崗就意味著監視居住，意味著我不能隨便進出，不能接待客人。

今年五月十七號的上午，他們自己說他們獲悉我們當天下午，五月十七號下午會在另外一位難友家裡舉行集體祭奠，祭奠六四二十周年，他們就對我進行上崗措施，也就是監視居住，我不得外出。他們的理由就是說，我們的這次祭奠會有香港的天安門母親和境外的記者參加，而且說我們規模過大，家裡有五六十人。我告訴他，前兩條根本不存在，因為我們難屬決定做這個祭奠決定時間地點以後，我們做了一個決定，我們不邀請難屬以外的人參加，就是說我們難屬自己關起門來，在自己的私人住所祭奠，為的是祭奠成功。所以說，事先我們接受記者採訪時從來沒有提這個事，記者問，我們也不說，包括在北京的朋友我們也不邀請。但是就是這樣子虛烏有的理由就阻止我外出，所以沒辦法。當天祭文在我手裡，在祭奠儀式上必須要宣讀的，但是經過交涉我和我丈夫仍然不能去，所以祭文只能在他們眼皮子底下通過郵件傳給難友讓他們替我宣讀。

那天夜裡他們走了，我發現他們不在我家樓下了，我外出小區也沒有人上來跟蹤，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但是他們五月十七號就同時給我提出要求，建議我到外地去，當然，由他們陪同，由他們出資。主要他們提到了不願意我在北京六月三號夜裡到木樨地去祭奠我的兒子。他的理由也是兩條，一條是已經獲悉有二十多家媒體將在六月三號夜裡十點多鐘在木樨地戶外大街二十九樓前等著我去，第二，他說木樨地是公共場所，你到那去祭奠不合適。我是這麼回答他的，你怎麼獲悉我不知道，西方有多少媒體去我不知道，這與我無關。至於你說，木樨地是公共場所，我說，既然你還知道是公共場所，那麼二十年前戒嚴部隊就在這公共場所打死了我兒子，還有木樨地那麼多的死難者，木樨地是在那次六四中死人最多的地方。

在以往的零七年，零八年夜裡我們去祭奠的時候，我們只是靜靜的大家都不出聲，我說，你不願意西方記者去，那是你的事情，你們通過你們的方式，我這兩年我在那裡祭奠，我沒有和西方記者做任何交談，我沒有接受訪問，我也沒有任何標語標示，除了我們親人的照片以外，鮮花蠟燭以外，我沒有任何東西。第二次零八年那一次，包括零七年那一次，旁邊明顯是他們當局的便衣，但是他沒上來阻攔，我們也沒和他發生任何衝突，甚至與我們在祭奠的時候我們兩個媽媽哭了，當時我們壓制了自己，不讓哭聲驚動旁人，我們就在心裡默默想，如果有靈魂的話，希望這個時候我們的孩子能夠在這個時候來默默地注視著我們。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前兩天國家安全局就五月十七號來的又給我打電話了，問我考慮得怎麼樣-就是去外地，讓我和我丈夫去外地休息旅遊。我說，你們休想，我不會去的。六月二號是我兒子的冥誕，在他生日的第二天就是他的忌日。你們知道得很清楚，每年不管我是在南方老家還是在什麼地方，我都會在這個時候趕回來，我都會在家裡，你們也知道，我兒子的遺骨也在家裡一直放著，我怎麼會離開北京呢，我怎麼能夠離開北京呢。我這些事情再也不要提了。他們說你身體不好，確實我最近身體很糟糕，他們建議我去醫院檢查，那也是涵蓋了六四在內，我也不會去。所以順其自然吧。

德國之聲：所以說今年的六月三號夜裡您還會去木樨地是麼？

丁子霖：我會去，我一定要去，我會盡最大努力爭取，但是如果他們恢復到零六年那個狀況就是在我門口上崗-就是監視居住-我和我丈夫就不得外出，但是他們最後做出什麼決定那是他們的事，我想如果不讓我去，那是他們的強權所使然。我除了發出強烈的抗議以外，我當然沒辦法跨出家門，但是他們也會面臨十分尷尬的局面。因為我去年，前年都去了，今年確實採訪我。採訪其它媽媽的媒體很多，那是在木樨地戶外大街29樓前。確實可能用不著我去邀請，自然會聚集好幾十位記者，包括他們的便衣。那木樨地二十九樓前空無一人為亡靈祭奠的場面，我想也會在全世界的媒體面前出現，這也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我想這樣對當局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在他們在國際社會和西方國家交往的時候，在做交易的時候，恐怕他們也未必能夠得分。

作者：雨涵

責編：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