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外文摘:「非戰爭軍事行動」針對台灣嗎?
2022年6月19日(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6月15日起施行的《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是針對台灣嗎?台灣《新新聞》發表評論《新航艦「福建號」停對面!「非戰爭軍事行動」沖著台灣?》,作者顧爾德認為,非戰爭軍事行動是因應低強度軍事衝突,如果北京要對台動武,不會把它視為一場低強度衝突來進行規劃,而是要面對一場可能美、日都會涉入全面性戰爭。就外部因素而言,中國想藉一帶一路擴張其全球勢力範圍,它也必須有能力保衛中國在這些地區的僑民與投資。此外,對像南海中美軍機擦撞、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搶救人質等問題如何具體因應、行動,這些「低強度衝突」或「穩定與支援行動」,應該也是《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更關注的重點。
那麼《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和台灣沒有關係嗎?作者認為是有關係的。例如,解放軍如果要攻台,之前會利用漁船、海上民兵偵察,之後得征調私人船舶進行跨海投送,這些作業準則都需要更明確規範。但是,這個《綱要》不會是主要為台灣制定的。雖然《綱要》詳細內容未公佈,但基本上這是為軍事行動指揮統合用的,不是為了「師出有名」對外正當化用的。如果中國要正當化對台動武,它已經有《反分裂國家法》等法律,不需要靠一個位階較低的行動綱要。
通過性別平等解決結構性暴力
新加坡「端傳媒」發表文章《性別暴力的中國式治理難題:父權制催生的「黑惡勢力」,無法被父權本身所清除》,作者侯奇江討論唐山暴力事件時認為,技術不但為人所用,更為權力所用。2017年紅黃藍幼兒園虐童案中消失的監控記錄說明了技術並不總是可靠。哪怕僅僅從防疫的角度來看,數字社會治理也面臨諸多挑戰。何況性別暴力的防治糾正,並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技術的問題,而更是一個政治意識的問題。
作者說,對唐山打人案而言,揭開其中的性別維度的目的,並非挑起男女對立,而是為了對基於性別文化的傷害進行具體分析,確定相關行動者擔當的責任,揭示出導致這些傷害的結構性因素,進行矯正。消除性別矛盾,調節緊張的社會關係的方法,不是摀住女性主義者的嘴,而是變革隱藏於社會各個方面的、不公的制度安排,打破現有社會中性別暴力的合法性。
作者認為,除了追究犯罪分子的責任,建立性別平等的社會需要建立長期有效的法治制度,改善包括警察在內的系統,而不是用打地鼠的方式進行一次次休克式的輿情管理。公共警力和公權力應該合理分配資源、有效監督。不論是發達的監控還是高效的管理技術,都應該用來打擊真正的違法犯罪,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而不是成為強化壓迫和權威的放大器。只有解決了社會結構中性別關係的不正義,變革結構性暴力的制度安排,我們才能真正邁向性別和解,修復傷害帶來的裂痕,把人們從對立的狀態中解放出來,重建平等的性別關係。
奧密克戎與異議之路
《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奧密克戎打破「中國夢」》,作者Connie Mei Pickart寫道:在宣傳的灌輸下——在一個所有舉措都正確的政府領導下,國家變得越來越強大——大多數中國人已經學會了與生活中不那麼吸引人的方面妥協:審查制度、越來越多的監控和經濟放緩,後者令越來越多剛開始找工作的人感到不安。但封鎖放大了這些問題。由於新冠病毒追蹤措施,監控越來越深入人們的生活,經濟癱瘓了兩個月——有多少企業無法恢復?這加劇了對就業的擔憂。
作者說,上海全市封鎖結束了,但我們走出困境了嗎?中共今年將召開一次敏感的會議,預計習近平將在會上擴大對權力的控制。控制新冠對於確保一切按計劃進行至關重要。它被描述為一場必須贏得的戰爭。上海的一些社區已經被迫重新封鎖。
作者認為,信仰受損的年輕一代可能會走上異議之路,就像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那樣。這在今天的中國不太可能。黨的控制是絕對的;封鎖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努力忘記並繼續生活會更容易。許多人只得用腳投票。有些人已經逃到國外,有些人正在加快出國留學計劃,或者依靠在國外的親戚朋友脫身。令人驚訝的是,機會之地如此之快地就陷入類似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時期,當時毛澤東將激進的政治和他的議程置於人民之上,使中國陷入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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