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打工部落：哪里是最幸福的落脚点？

工难找，薪不高

暑假刚刚开始，正是打工的季节。可是说起打工来，大家似乎都不太乐观。报纸上中介公司的广告看起来很美，实际往往不那么回事。去年通过中介进入工厂流水线的活儿，时薪大多只在6－8欧元之间，还有据说当Zimmermaedchen（宾馆服务生），收拾一间屋子才给3欧元。而今年德国经济衰退，形势更不容乐观。

记者采访科隆WIP中介公司，这家公司以介绍学生季节工著称，去年已接纳过不少中国学生。该公司负责人施密茨女士承认今年形势不若往年。“整体经济不景气是大背景，今年对学生工的需求大量减少。对于学生来说，这确实是个schlechte Zeit（不好的年份）。”

至于中国学生找工有没有其它困难，比如语言方面，施密茨女士倒予以否认。“在我们这儿应聘的中国学生都口碑不错，语言也没多大问题。”毕竟，工厂流水线上往往几个手势就能说明一切，这一般都是新生们的路线。

可今年，就是再“吸血”的中介，手里都有一大打学生们的找工申请表。而且，越堆越厚。

如果不走中介线路呢？则要准备好铁鞋一双，因为难免有一段路好走。何雪蕾这几天走了不少家公司，今天去邮局打听，暂时也没有结果。邮局（die Post）家大业大，工作机会倒不少，工资也过得去，8－9欧元，但是派头也决不少。打过邮局主意的小郑说，她去年就吃了亏。邮局先是测试了她电脑录入速度，奇快。部门负责人很满意，让她自己先掏十几欧元到户籍管理处开具警察局的“无犯罪纪录”。等到各证齐全后，卡在人事部门了，非要单独的工作许可（Arbeitserlaunis）。

“简直是刁难！”小郑说，其实有了签证上90天工作许可后，大多工作不需要其它繁文缛节。但是你就碰上这样的事儿，你不服不行。

依靠打零工，在科隆蛰伏多年的何春晓也认为，今年找工尤其困难。这个科隆大学经济系高年级学生说，在往年，劳工局设在大学的学生工介绍处每天都会贴出十几份暑期工广告。除此以外，还有几十份当天工（Tagesarbeit），满足一些公司急需。这样的工作虽然短，但来钱快。只要在早上8点之前递交学生证，耐心等候，总有几十个幸运儿当天被带往各工作岗位。

“这样一天下来，百三十个马克也就到手了。可是今年，连这种工作都寥寥无几……”何说。

打工还是不打工？

“不打工！”刚来一年的刘翔看来还财大气粗。刚考完试，他要飞回家度假。“第一年嘛，挺想家的。今年也普遍不好找工作，以后再说了。”自费来德国学习媒体管理的刘翔此前在国内工作了七年，攒了不少私房钱，“还够两年折腾的，”他说，“但是不打工不行。”

“我不打工，我正回家呢。”另一个幸运的人儿－－学音乐的朱丽颍接受采访的时候正巧就在法兰克福机场，高高兴兴地正等着飞回北京呢。

朱丽颍说：“原来想过打工，但我爸妈叫我回去过暑假，我就回去了。去年我打过几个星期工，也是通过中介到流水线上去。”至于打工的钱够不够全年的花销，她说：“那点钱哪够呀？大部分还得靠家里给。”

用弹拨乐器的纤纤手去流水线上挑挑拣拣，确实是巨大浪费。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家庭财团在后面撑腰。大多数中国学生，在学语言阶段还处在靠家庭接济的哺乳期，一旦语言过关，就纷纷投入生活的熔炉，热炼吧。

王冰（科隆体育学院体育科学系）：“还是得打工。来德国两年半，头一年只能到工厂去打工，不得不接受中介的剥削。今年我比较幸运，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活儿，每周末上班，报酬也不错，10欧元每小时。我觉得打工首先运气很重要，另外，德语水平好坏也很关键。现在这个工作能拿到，完全跟我德语水平提高有关系。”

打工与学习的关系

“打工肯定会影响学习！”打工经历丰富的何春晓一口咬定，“首先是时间问题，这90天干吗不好，非要在流水线上体验生活？”

至于很多同学曾信誓旦旦要打与学习专业有关的工，这在现在看来非常困难。

王冰就羡慕死了他的一个同在科隆体院上学的哥们，后者给某俱乐部聘去教乒乓球，“工资高不说，还Spassmachen。可惜我练足球，在国内吃香点，可来德国还不得让人家给教？现在的工作跟专业一点关系没有。不过，能打满90天，又不影响学习，我已经很知足了。”

“打工影响学习”暂时还没有定论，但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没有钱就不能学习。当打工成了必须后，剩下的问题只是：能不能打到工？

经济系高年级学生何春晓说：“不过这个代价是必须付出的，钱当然是一方面，有了钱才能继续学习。当然，打工也可能会获得形形色色的生活经历。”

这个经历可能包括：

“我们原来想象中的流水线，真的比流水还长。”

“在巧克力工厂做了三个月后，看到褐色的我就反胃。还好，只要是绿的，都很秀色可餐。”

何笑着总结说：“从这角度看，打工也可以发扬刻苦耐劳的精神。”

至于与专业有关的工？可能也有吧，但太少了。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这话在打工大军中绝对是真理。

工作期间安全问题

这形形色色中的经历中，当然也包括许多负面的不幸的经历。去年发生在斯图加特的胡鹏事件不啻是这不幸中的不幸。于是，关于打工期间安全问题成了工作以外的必修课，不上不行。

就此，斯图加特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何星提出建立“打工期应急机制”的倡议。

何星说：“每年从德国各地到斯图加特来打工的中国学生都很多，有经验的，没有经验的。由于高峰期人数众多，各人的生活习惯、社会经历又各有不同，加上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难免会有时出现这样那样令人忧心的事。在有些情况下还少不了需要他人的帮助，才能使这些事情得到相应的解决或者使其往解决的方向发展。而每每碰到这些事情，最需要的是法律方面和德语的帮助。”

何星建议打工的中国学生组织起一个不拘于形式的松散的社团，互相交流经验，解决打工期间出现的很现实的问题，以防患于未然。这些问题主要有：中国留学人员之间或与管房人之间因租房的纠纷；与打工所在公司的纠纷；与宿舍其他房客的杯葛；以及贵重物品丢失等。另外通过交流，学生们也可能获得一些重要信息，如找房子，介绍工作等等。

可是，倡议书在网上挂了三个多星期，无一回应。何星说：“中国学生看来确实缺乏热心集体事务的习惯。没有事的时候，各顾各的；等出了事情，就找上来。但为什么不先合作起来呢？”

无论如何，暑假又到，东来南往又流动着学生打工潮，如候鸟一般。在这季节性的迁徙中，打工的学生们心照不宣，可都很明白：最光明的一棵树，就是最幸福的落脚点。

(徐荔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