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打工部落：哪裡是最幸福的落腳點？

工難找，薪不高

暑假剛剛開始，正是打工的季節。可是說起打工來，大家似乎都不太樂觀。報紙上中介公司的廣告看起來很美，實際往往不那麼回事。去年通過中介進入工廠流水線的活兒，時薪大多只在6－8歐元之間，還有據說當Zimmermaedchen（賓館服務生），收拾一間屋子才給3歐元。而今年德國經濟衰退，形勢更不容樂觀。

記者採訪科隆WIP中介公司，這家公司以介紹學生季節工著稱，去年已接納過不少中國學生。該公司負責人施密茨女士承認今年形勢不若往年。「整體經濟不景氣是大背景，今年對學生工的需求大量減少。對於學生來說，這確實是個schlechte Zeit（不好的年份）。」

至於中國學生找工有沒有其它困難，比如語言方面，施密茨女士倒予以否認。「在我們這兒應聘的中國學生都口碑不錯，語言也沒多大問題。」畢竟，工廠流水線上往往幾個手勢就能說明一切，這一般都是新生們的路線。

可今年，就是再「吸血」的中介，手裡都有一大打學生們的找工申請表。而且，越堆越厚。

如果不走中介線路呢？則要準備好鐵鞋一雙，因為難免有一段路好走。何雪蕾這幾天走了不少家公司，今天去郵局打聽，暫時也沒有結果。郵局（die Post）家大業大，工作機會倒不少，薪水也過得去，8－9歐元，但是派頭也決不少。打過郵局主意的小鄭說，她去年就吃了虧。郵局先是測試了她電腦錄入速度，奇快。部門負責人很滿意，讓她自己先掏十幾歐元到戶籍管理處開具警察局的「無犯罪紀錄」。等到各證齊全後，卡在人事部門了，非要單獨的工作許可（Arbeitserlaunis）。

「簡直是刁難！」小鄭說，其實有了簽證上90天工作許可後，大多工作不需要其它繁文縟節。但是你就碰上這樣的事兒，你不服不行。

依靠打零工，在科隆蟄伏多年的何春曉也認為，今年找工尤其困難。這個科隆大學經濟系高年級學生說，在往年，勞工局設在大學的學生工介紹處每天都會貼出十幾份暑期工廣告。除此以外，還有幾十份當天工（Tagesarbeit），滿足一些公司急需。這樣的工作雖然短，但來錢快。只要在早上8點之前遞交學生證，耐心等候，總有幾十個幸運兒當天被帶往各工作崗位。

「這樣一天下來，百三十個馬克也就到手了。可是今年，連這種工作都寥寥無幾……」何說。

打工還是不打工？

「不打工！」剛來一年的劉翔看來還財大氣粗。剛考完試，他要飛回家渡假。「第一年嘛，挺想家的。今年也普遍不好找工作，以後再說了。」自費來德國學習媒體管理的劉翔此前在國內工作了七年，攢了不少私房錢，「還夠兩年折騰的，」他說，「但是不打工不行。」

「我不打工，我正回家呢。」另一個幸運的人兒－－學音樂的朱麗潁接受採訪的時候正巧就在法蘭克福機場，高高興興地正等著飛回北京呢。

朱麗潁說：「原來想過打工，但我爸媽叫我回去過暑假，我就回去了。去年我打過幾個星期工，也是通過中介到流水線上去。」至於打工的錢夠不夠全年的花銷，她說：「那點錢哪夠呀？大部分還得靠家裡給。」

用彈撥樂器的纖纖手去流水線上挑挑揀揀，確實是巨大浪費。不過，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家庭財團在後面撐腰。大多數中國學生，在學語言階段還處在靠家庭接濟的哺乳期，一旦語言過關，就紛紛投入生活的熔爐，熱煉吧。

王冰（科隆體育學院體育科學系）：「還是得打工。來德國兩年半，頭一年只能到工廠去打工，不得不接受中介的剝削。今年我比較幸運，通過朋友介紹找到一個相對穩定的活兒，每周末上班，報酬也不錯，10歐元每小時。我覺得打工首先運氣很重要，另外，德語水準好壞也很關鍵。現在這個工作能拿到，完全跟我德語水準提高有關係。」

打工與學習的關係

「打工肯定會影響學習！」打工經歷豐富的何春曉一口咬定，「首先是時間問題，這90天干嗎不好，非要在流水線上體驗生活？」

至於很多同學曾信誓旦旦要打與學習專業有關的工，這在現在看來非常困難。

王冰就羨慕死了他的一個同在科隆體院上學的哥們，後者給某俱樂部聘去教乒乓球，「薪水高不說，還Spassmachen。可惜我練足球，在國內吃香點，可來德國還不得讓人家給教？現在的工作跟專業一點關係沒有。不過，能打滿90天，又不影響學習，我已經很知足了。」

「打工影響學習」暫時還沒有定論，但有一點是非常肯定的－－沒有錢就不能學習。當打工成了必須後，剩下的問題只是：能不能打到工？

經濟系高年級學生何春曉說：「不過這個代價是必須付出的，錢當然是一方面，有了錢才能繼續學習。當然，打工也可能會獲得形形色色的生活經歷。」

這個經歷可能包括：

「我們原來想像中的流水線，真的比流水還長。」

「在巧克力工廠做了三個月後，看到褐色的我就反胃。還好，只要是綠的，都很秀色可餐。」

何笑著總結說：「從這角度看，打工也可以發揚刻苦耐勞的精神。」

至於與專業有關的工？可能也有吧，但太少了。願望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這話在打工大軍中絕對是真理。

工作期間安全問題

這形形色色中的經歷中，當然也包括許多負面的不幸的經歷。去年發生在斯圖加特的胡鵬事件不啻是這不幸中的不幸。於是，關於打工期間安全問題成了工作以外的必修課，不上不行。

就此，斯圖加特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主席何星提出建立「打工期應急機制」的倡議。

何星說：「每年從德國各地到斯圖加特來打工的中國學生都很多，有經驗的，沒有經驗的。由於高峰期人數眾多，各人的生活習慣、社會經歷又各有不同，加上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難免會有時出現這樣那樣令人憂心的事。在有些情況下還少不了需要他人的幫助，才能使這些事情得到相應的解決或者使其往解決的方向發展。而每每碰到這些事情，最需要的是法律方面和德語的幫助。」

何星建議打工的中國學生組織起一個不拘於形式的鬆散的社團，互相交流經驗，解決打工期間出現的很現實的問題，以防患於未然。這些問題主要有：中國留學人員之間或與管房人之間因租房的糾紛；與打工所在公司的糾紛；與宿舍其他房客的杯葛；以及貴重物品丟失等。另外通過交流，學生們也可能獲得一些重要訊息，如找房子，介紹工作等等。

可是，倡議書在網上掛了三個多星期，無一回應。何星說：「中國學生看來確實缺乏熱心集體事務的習慣。沒有事的時候，各顧各的；等出了事情，就找上來。但為什麼不先合作起來呢？」

無論如何，暑假又到，東來南往又流動著學生打工潮，如候鳥一般。在這季節性的遷徙中，打工的學生們心照不宣，可都很明白：最光明的一棵樹，就是最幸福的落腳點。

(徐荔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