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国度之间

新环境、新名字

"我第一个印象就是爸妈有一辆车来接我，我必须坐到一个小孩坐的椅子上。在中国打的，小孩都可以直接坐车上。当时觉得我好像还是很小，因为本来我觉得自己现在出国了，已经这么大了，11岁了，但到了这儿，我感觉我还是小孩一样。"

11岁那年，郭菁告别了武汉，在爷爷的陪同下乘飞机来到德国与父母团聚。1米3几的个儿却还要坐在汽车"儿童座"上，这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殊不知，按照德国的行车安全规章，12周岁以下或者个子不到150公分的孩子都需要坐儿童座。陌生的国度，陌生的习俗，陌生的语言。11岁的她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她至今还记得第一天上学的情景：

"第一天上学时，我是一句德文都没有听懂，老师点我的名字我也不知道，因为老师是用德文口音说我的名字，我根本没听懂。所以我第一天就懵懵懂懂地过了。"

学德语，这是第一紧要的任务。为了方便老师和同学们叫名字，郭菁也入乡随俗，取了Jessica这个新名字。

"学校里有德语班，我去了几次，但对我的帮助不大，这样我妈妈就每天帮我一起学习德文。绘画课我很喜欢，数学我也很喜欢，因为数学是唯一一堂我不需要听懂说些什么的课。我只需要算就可以了。"

重要的是有自己的观点

德国小学只上半天，学习课程也较浅。郭菁很快便跟上了学习进度并在一年后过了德语关。而且，她还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德国式教学的乐趣。比如上课时可以不举手就提问或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像在中国一样，必须先举手，等老师叫了自己的名字后才能发言。再比如课堂上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较少。特别是文科的学科，老师往往给出一个题目，让学生们自己准备报告。重要的是要讲出自己的观点。

"到了11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中一年级），我最喜欢的课是历史，因为那个老师很好，他不是让我们死记硬背，他想告诉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而且每件事情发生不是有一个原因，而是有很多原因。这样我们考试时，老师就会给我们一张图。我记得有一次考试，图上是某位德国总理死后葬礼上的情景，让我们描述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按照这个图来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为什么到这一步，德国政治发生了什么改变。"

尽管中学毕业后，郭菁选择的是慕尼黑大学分子生物学专业，但这种爱分析、爱思考的习惯却让她受益匪浅。绘画也是郭菁从小最大的兴趣爱好。她多次参加巴登符腾堡州的绘画比赛并得奖，其画作还被选入2007年和2008年的青年艺术家日历。通过参加绘画班和绘画比赛，郭菁交上了很多朋友。"画画对我来说，第一优点就是我很容易就找到一些朋友，就像男生踢足球，很容易就认识新的人。而且画画有让我感到心灵的宁静。因为画画和我其他的爱好不同，我也喜欢游泳，打网球，这都运动力很大，而画画更多用脑袋，要思考，用想象力。对我想象力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想象力是一生中不可缺少的，就算我现在读的是理科，分子生物学，有一些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但是我觉这方面也需要想象力，需要创造力，这很重要。"

中国人还是德国人？

11年在中国，11年在德国。两种不同的文化都对郭菁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海德堡读小学和中学期间，郭菁也一直坚持在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并且在埃尔朗根（Erlangen)举行的汉语水平考试中脱颖而出，而后作为奖学金生到华东师范大学住读两个月，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在她眼里，尽管德国人比较毛糙、冲动，而中国人平和、礼貌，但两种文化其实没有优劣之分。不过，让她觉得惊奇的是，当她现在回到中国时，很多人却没看出她是中国人：

"我想我的（中国人的）脸是不会变的。我没想到在中国别人没看出我是中国人。有时候我一个人，甚至和我爸爸妈妈一块出去时都有人和我说英文。"

这样的经历让郭菁觉得很有意思："有时我觉得我并不知道是哪国人。说不清楚。因为我是第二代中国人，我11年在中国，11年在德国，半个半个。如果有人问我更象德国人，还是更象中国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觉得自己既不像德国人，也不像中国人。我既有他们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世界越来越小

郭菁甚至至今和一位在中国的小学同学保持着联系，这位同学如今也是一名大学生了。"她在同济读医，他们很苦，8个人一个寝室，这在德国是不可想象的。8个人一个房间，两张桌子，这是对我来说不敢想象的。他们有很多死记硬背的事情，而我就很少，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面。我可以自己给自己出题，做不同的实验，而他们的时间都是由大学安排，白天做什么，晚上做什么，安排得非常满。这一点是我们两个之间很大很大的区别。"

郭菁说，这位同学很想到德国来学习一段时间，而她自己也计划明年拿到学士学位后，通过交流项目到中国去学习或工作一段时间。"我这一代人对中国还是比较亲切的。我毕竟十年在中国长大，我的外公外婆都在中国，我也经常回国。我想以后世界就会越来越小，大家有很多可能性到别的国家工作、生活。"

作者：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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