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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加劇將影響團結和安定

2006年6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從來沒有出現過現在這樣大的貧富差距。中國大多數農民年收入低於四百美元,不及上海一級方程式跑車大賽的一張入場券價格。加上新富們顯示財富的做法,更給不平衡的社會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瑞士新蘇黎世報認為,農民的不滿不僅是以上收入差距所造成,它更有結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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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都市上海打工的外地農民圖片來源: AP

「首先是地方當局的受賄和胡作非為。為工業化和城鎮化徵用農田發生爭執時,這一弊病特別引人注目。農民抱怨他們租用的土地被徵用,只能獲得極少的補償,而其他人、其中不乏腐敗的黨政幹部卻以此大發橫財。

在這樣土地轉換的過程中,變賣獲得的款項通常有60%流向開發商和政府部門、30%為村民委員會所有,只有10%分給失去土地的農民。此外,過快工業化造成的水土流失、空氣和水污染等環境損害得不到補償。地方法院沒有能力或根本不願意糾正不公平的現象。像皇帝時代一樣,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到遙遠的首都上訪告狀,以求最高權力機關保護他們的權利,但他們往往空手而返。

結構方面的另一個問題是,北京對下面省區和鄉鎮的影響力有限。這是因為一方面最近二十年內無數任務轉移到基層,另一方面在經濟改革過程中,金錢經濟得到了加強,這促成了中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但首先獲利的是城市居民。」

新蘇黎世報的文章最後指出,中國農民的貧困化將威脅到國家的團結和安定,這是因為:

「與經濟改革初期相反,今天農村的人們對自己的權利也有了更強的意識,他們不再被動地忍受不公正的待遇。中國媒體就『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綱領』發表的生動評論中,對減小危及民族團結的貧富差距有不同的看法。多次有人提出,撥款資助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一名評論家告誡說,不能使農民一味依賴財政補貼,除了有目標地提供金錢補助外,改善農民的教育和法律地位也同樣重要。

在這方面,應在最近的將來頒布法律,以加強租用土地的農民在土地轉讓過程中的權利,改善對農民的補償和操作透明度。但這一切只有在不只是停留在北京指令之上、而且地方權威也同心協力時才能有奏效,正如一家報紙引用一位前副部長令人深思的話時所說,下級部門拖延阻擋政府法令的執行是中國最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