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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加剧将影响团结和安定

2006年6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在这样大的贫富差距。中国大多数农民年收入低于四百美元,不及上海一级方程式跑车大赛的一张入场券价格。加上新富们显示财富的做法,更给不平衡的社会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瑞士新苏黎世报认为,农民的不满不仅是以上收入差距所造成,它更有结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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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都市上海打工的外地农民图像来源: AP

“首先是地方当局的受贿和胡作非为。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征用农田发生争执时,这一弊病特别引人注目。农民抱怨他们租用的土地被征用,只能获得极少的补偿,而其他人、其中不乏腐败的党政干部却以此大发横财。

在这样土地转换的过程中,变卖获得的款项通常有60%流向开发商和政府部门、30%为村民委员会所有,只有10%分给失去土地的农民。此外,过快工业化造成的水土流失、空气和水污染等环境损害得不到补偿。地方法院没有能力或根本不愿意纠正不公平的现象。像皇帝时代一样,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到遥远的首都上访告状,以求最高权力机关保护他们的权利,但他们往往空手而返。

结构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北京对下面省区和乡镇的影响力有限。这是因为一方面最近二十年内无数任务转移到基层,另一方面在经济改革过程中,金钱经济得到了加强,这促成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但首先获利的是城市居民。”

新苏黎世报的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农民的贫困化将威胁到国家的团结和安定,这是因为:

“与经济改革初期相反,今天农村的人们对自己的权利也有了更强的意识,他们不再被动地忍受不公正的待遇。中国媒体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纲领’发表的生动评论中,对减小危及民族团结的贫富差距有不同的看法。多次有人提出,拨款资助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一名评论家告诫说,不能使农民一味依赖财政补贴,除了有目标地提供金钱补助外,改善农民的教育和法律地位也同样重要。

在这方面,应在最近的将来颁布法律,以加强租用土地的农民在土地转让过程中的权利,改善对农民的补偿和操作透明度。但这一切只有在不只是停留在北京指令之上、而且地方权威也同心协力时才能有奏效,正如一家报纸引用一位前副部长令人深思的话时所说,下级部门拖延阻挡政府法令的执行是中国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