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记者流亡海外藉报道保存文化与新闻自由

William Yang

因为《国安法》的出台而被迫离开香港的记者，在海外建立了许多在线平台，藉以记录这座城市的发展。然而，他们却面臨著资源的短缺，以及新闻来源受限等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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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陈小姐（Gloria Chan，音译） 2022 年初离开香港、前往英国时，这座城市才刚经历了一系列独立媒体被强制关闭、媒体经营者和记者因《国家安全法》被捕的事件。

她是数万名流亡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香港人之一。

陈小姐和几个朋友成立了“绿豆传媒 Green Bean Media”，制作了许多报道香港和侨民社区发展的纪录片。

“虽然我们有几个朋友被捕、这里还有媒体被关闭，但这并不代表香港就没有新闻该报。”她告诉DW：“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继续记录（香港现况）很重要。我们希望重建一个让人们可以分享观点的平台，因为我们相信集思广益可以帮助香港以它应该的方式发展。”

过去一年，有多名香港记者都在海外成立了类似的媒体。他们的共同目标，是确保阅听人能获得未经审查的信息。

“我们希望提供信息给在香港、离散世界各地的港人阅听者，”记者潘小姐（Jane Poon，音译）告诉DW。她有数十年的新闻经验，包括报道香港立法会的事态发展，“我们只是想提供一个过去的香港曾经拥有的环境。”

“你要是想知道香港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最好的选择就是看流亡媒体，”在香港生活了30多年、现任“海外香港传媒人员协会”理事的英国记者维恩斯（Steve Vines）告诉DW：“ 有越来越多的组织在整合新闻广播、分享在香港可能无法获得的信息。”

人力、物力有限

然而，这些海外媒体因为资源和人员有限，面臨多重挑战。

“我们所有的员工，都以兼职或自由接案方式与我们合作，这也意味著我们（除运营海外流亡媒体外）还需要一份全职工作来维持生计，”陈小届透露：“要兼顾所有责任，还要腾出时间让大家能聚在一起工作，并不容易。每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反復试验，我们就是得接受我们的工作无法尽善尽美的事实。”

维恩斯说，海外媒体也会因他们较难进入香港，而且很难评估当地消息来源的准确性，而受到限制。

“大家对这层局限的存在都心知肚明，他们也担心会损害香港或中国大陆投稿人的安全，”他补充，海外媒体也不断面臨“报道偏颇”的指责。

自《国安法》出台以来，港府对当地媒体人的大规模打压，在香港引发了寒蝉效应。受到打压的媒体人，包括《苹果日报》的创始人黎智英、《立场新闻》的高层等知名人士，均在接受审判中。

2022年，香港在“无国界记者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跌至第148位。

任职于流亡媒体《棱角 The Points》的潘小姐表示，海外媒体虽未必会受《国安法》直接影响，但读者却可能因担心成为审查目标，而犹豫要否订阅，这些流亡媒体的网站也因此经常缺乏资金。

“《国安法》是掣肘我们持续发展的一大因素，此外，许多港人最近也搬到了新的国家，他们也得省吃俭用。”她说。

潘小姐说，除了确保独立报道香港的相关新闻外，许多新兴海外媒体也认为，保护香港文化和语言是他们使命的一部分，尤其是混合著粤语和普通话的语言模式。

“（香港）当局正试图夺走我们珍视的文化，”她说，“他们正试图改写历史。”

维恩斯说，中国政府自2016年起，就在新疆打压维吾尔族的语言和文化，如果北京试图在其他被其视为“叛乱”的地区采取类似做法，他也不会感到惊讶。

“目前，人们仰赖离散媒体来维持身份认同，这是文化上的香港，”他说：“这些媒体不只用粤语来沟通，它们还用独特的香港俚语来抒发意见。”

对陈小姐来说，这些都不过是她工作的一部分：“也许在香港的变化和新闻自由空间的缩减下，（用香港俚语进行报道）现在看起来很特别，但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她说：“我们成立绿豆传媒并不是为了实现一个宏大的目标，只是想做一个关于香港的故事，就是一个卑微而简单的愿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