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谷爱凌、彭帅、朱易和八孩母亲 | 评论分析 | DW | 09.0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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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分析

长平观察:谷爱凌、彭帅、朱易和八孩母亲

谷爱凌(Eileen Gu)、彭帅、朱易(Beverly Zhu)和丰县八孩母亲的故事,描绘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时评人长平分析了她们之间微妙的距离和交集。

“声称不谈政治的谷爱凌,也在这起政治丑闻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声称不谈政治的谷爱凌,也在这起政治丑闻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德国之声中文网)谷爱凌(Eileen Gu)、彭帅、朱易(Beverly Zhu)、丰县八孩母亲(她至今没有确定的名字,或杨某侠,或小花梅,或李莹)……这些天来,几个女人的故事,描绘了一个完整的中国。不过,中国媒体上凸显的人只有谷爱凌一人,其余都遭到严格审查、控制和屏蔽。准确地说,谷爱凌也以积极的自我审查配合审查,呈现出所谓光鲜亮丽的形象:一个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天才少女”,代表中国出征北京冬奥会赢得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冠军,还是考入美国名校的学霸和代言众多品牌的时尚界新秀。

“天才少女“的谎言与政治

曾经也是中国媒体宠儿的女子网球双打世界冠军彭帅,如今几乎从中国舆论场消失了。但是,在西方媒体中,关注她的热度不亚于谷爱凌。去年11月,彭帅在微博账号发文指控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数周。随后,她很明显被官方安排和操纵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说着完全符合官方意图的话语,类似于人们熟知的“电视认罪”。声称不谈政治的谷爱凌,也在这起政治丑闻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她在夺冠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真的很感激看到(彭帅)很开心,很健康,又出来做她的事儿了。” 谷爱凌和她的母亲谷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政治话题高度敏感,她们显然清楚中国官方是否需要自己发言,以及怎样发言。有网民称,在谷爱凌和彭帅之间,就差一个爱好体育运动的老领导。

去年11月,彭帅在微博账号发文指控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数周。

去年11月,彭帅在微博账号发文指控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数周。

也许距离谷爱凌更近的人是朱易。两人年龄相仿,都在美国出生长大,又都在国籍问题上不明不白地代表中国对参赛。不幸的是,朱易在比赛过程中摔倒。结果,她遭到大量中国网民的嘲笑和辱骂。话题标签#朱易摔了#在新浪微博上的点击量超过2亿次。很多评论者称她“脸都不要了”、“摆烂”、“尴尬”。 对此,谷爱凌并未惺惺相惜,而是在Instagram公然撒谎称,“作为一个真正使用中国社交媒体的人,我想在这里说,90%以上的评论都是积极的和令人振奋的。这是运动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

有人在推特上问谷爱凌,她为何可以上Instagram, 但普通中国人却不行?对此,谷爱凌又留下一个谎言:(在中国)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VPN翻墙。根据媒体报道,在中国至少有超过100人仅仅因为“翻墙”就被警方骚扰、警告、处罚,甚至被法院判刑。

跟很多讨好中共的西方人一样,谷爱凌也用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连接”(connection)和“交流”( interaction)来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辩护。作为据称学业也很优秀的“天才少女”,以及她的拥有高学历的母亲,显然非常清楚不能使用Twitter、Facebook、YouTube和Instagram的中国人、尤其是无辜遭到拘押的百万维吾尔人,是无法与外界“连接”和“交流”的。使用中英文并能自由上网的她们,也不可能不知道八孩母亲的遭遇。但是,谷爱凌都聪明地保持沉默。在这方面,促进“连接”和“交流”也是一种政治谎言。

谷爱凌和八孩母亲的距离

乍一看,在这个女人之间,谷爱凌和八孩母亲的距离最为遥远。谷爱凌大概认为,她就是再经历十亿次投胎,也不会落到八孩母亲的惨境。但是,八孩母亲的遭遇让普通网民感到不寒而栗。例如微博用户@托尼赵四塔克说:“你离谷爱凌还差十亿次投胎,但离丰县母亲只差一记闷棍。”在此之前,微博用户@TiAn咸鱼安创作了一副漫画《她和她的距离》,在微博上被转发30多万次后遭到删除。

在我看来,假如八孩母亲的故事没有这么敏感,谷爱凌可能会是和她距离最近的人。因为在她名利双收的人生中,唯一缺少的就是“道德”二字。她的公关团队大概正在寻找比“八孩母亲”更加“正能量”的帮助对象,比如一位失学女孩,来弥补这一缺陷,并再一次“感动中国”。但是,在官方宣布正式“全面脱贫”的当下中国,这也并不好操作。前不久,《中国新闻周刊》一篇报道《对话“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来北京找儿子,凌晨打零工补贴家用》,在微信阅读量10w+之后被禁止分享,原因是遭到举报: “2020年国家已消灭贫困,文章用词不当,并且片面地报道他生活穷苦的一面,误导观众”。

中国舆论场对“道德绑架”的厌恶,大概仅次于八孩母亲被铁链锁脖。在一个极权社会,如果凡事都用道德来审视,很多人的生活都无法自圆其说。在推崇价值多元的西方社会,“道德绑架”也是不道德的行为。尤其是麦卡锡主义的阴影未散,对中共支持者的指责须得格外谨慎。但是,道德绑架和道德义务的区别,并非完全逃脱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对于谷爱凌成功故事的讨论中,往往没有被说穿但又总是挥之不去的就是个人道德。

有人简而言之,强制行善是道德绑架,禁止作恶则符合道德。那么,为了个人名利支持极权,或者具体地说,为网络管制涂脂抹粉、公然说谎是符合道德的行为吗?享受特权——国籍不明却能代表中国对参赛、非法翻墙不受惩罚、公开穿抵制新疆棉的BCI成员品牌服装却不被小粉红攻击等——是符合道德的行为吗?

谷爱凌的辩护者会说,到中国市场发展、并被迫为中国政府站台是她的个人选择,这只能证明中国的舞台广阔。正如我在《长平观察:谢霆锋和赵薇的距离有多远?》一文所指出的那样,当年的德国纳粹政权受欢迎的程度未必输于今天的中共,但是这并不能让它的支持者免于道德或者法律的责任。

当人们在计算普通人和谷爱凌以及八孩母亲之间的距离的时候,可能在无意中将谷爱凌的行为正当化了。我相信,并非人人都想成为谷爱凌。即便能够像她一样投胎,很多人还是会选择过一种更符合道德的生活。何况,在一个极权社会,她和彭帅、朱易以及八孩母亲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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