踽踽独行的中国“第六代导演”（下）

（接上期）

中国电影的问题不在于管制，而在于体制－－缺乏一种管理模式，将高水准的作品推向市场。导演朱文如是说，制作人耿凌（音译）也持同感。耿凌主要在一家国际集团中负责影视作品的后期制作，也是朱文第二部电影的投资伙伴（出资份额占50％）。这次，她以独立制作人的身份加入朱文的阵营，并以高水平的精工细作为影片增光添彩。

耿凌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盗版DVD价格不超过1欧元，电影票却是其5倍还不止，谁甘愿掏钱进剧场呢？我们必须塑造培养我们自己的观众群体。”

迄今为止，还没人迈出这一步，主动推销朱文电影的商家还没有出现。也许，他们将自筹资金组建一家，耿凌微笑着说：“就让我们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朱文也随声附和。

并不是所有的年轻导演都象朱文走得那样远，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还要设法翻越重重阻碍。电影人王超便是一例。就着一壶绿茶，他诉说起他的经历。

2001年初，王超完成了电影处女作《安阳婴儿》，勾画了一组来自中国底层社会的灰色画面：“三陪小姐”为了摆脱生存压力，在安阳弃婴；下岗工人为了得到每月二百元钱的抚养费，在安阳拾婴；农民出生的黑道头目为了让自己死而有后，在安阳夺婴。这样的主题自然在中国遭禁。去年夏天，王超也决定闯关，也象前两位同行一样，剧本被放行。

但是不同于朱文（也许还有刘浩），王超无法删改他辛苦摄制的作品。新片的主人公是一个矿井工人，陷害了他的师傅，几年之后又想谋害师傅的儿子。电影局的官员认为影片过于阴暗，建议少让他干点坏事。王超不愿委屈求全，他调侃着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故作轻松的语气里透着无奈。

另一位电影人－－潘剑林，今年曾将首部影片送交柏林电影节的国际论坛，更加坚决地否定了他与官方的合作意象。他说，电影必须真实、纯粹，怎能粉饰太平？

对于潘剑林来说，电影不是赚钱工具，如果没有朋友的慷慨资助，他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在影片《早安北京》之中，年轻的女子遭到强暴，男友心疼钱不肯交出绑架费……

北京的电影圈里还有一位先锋人物－－贾樟柯，他与众多的年轻影艺人士交好。目前，贾樟柯正忙于新片的收尾工作，该片已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放映。和他的同行们一样，贾也在国内市场上跃跃欲试，但有别于潘剑林，面对未来，贾樟柯相当乐观。

贾透露了一些新片内容：来自中国各地的几个年轻人闯荡京城，在公园里遇到了一位舞女、公园保安，发生了一段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贾说，他所有的电影都在市面上流传，许多无事可干的小青年彼此交流这些盗版带。可见，市场是存在的，但是受到发展的限制。

贾樟柯无疑已在圈内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他在一幢50年代的老房子里煮着咖啡，楼道虽然破烂，理想却很美好：11月份，他准备着手做一本有关煤炭工人的片子；明年，他要表现的是三十年代的上海。他滔滔不绝地谈电影、说未来，活力四射，激情迸发，这样的一个壮汉，电影管制如何能够堵塞他通往世界的路？无论地下还是正式，无论禁止还是放开，象他一样的中国影人总能做出富有震撼力的作品。

（全文完/芙茗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