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受港警施压胁迫 香港五一游行自行取消

（德国之声中文网）前香港职工盟主席黄乃元原本申请在5月1日举办游行，但在週三（4月26日）早上传出失联后，随即宣布取消游行。与他一同申请游行的前职工盟干事杜振豪同日在脸书发文表示，黄乃元虽未被捕，但情绪崩溃，显然是承受了巨大压力。

杜振豪写道：“他向我表示，刚刚已签纸取消游行申请，但限于《港区国安法》第63条，无办法透露详情。由于过往经历，我能够想像期间发生了什么事。黄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捍卫集会游行权利，我完全理解及支持他的决定。请大家给他时间休息。”

他补充道，当初与黄乃元一同申请游行时，便已预想会发生类似情况，虽然香港目前形势十分艰难，他仍希望香港人能坚持相信的价值。杜振豪说：“正如解释为何申请游行时所言，社会运动是漫长而崎岖的路，不能只著眼于一时的得失起跌。面对难以撼动的高墙，很多时候鸡蛋是无可奈何。没有人是圣人，社会运动也不应该要求任何人做圣人。最重要的是，尽量不要预先服从。”

消息传出后，长期关注香港人权情势的专家向DW表示，26日的事件再次表明，香港现今环境已变得非常限制，而这样的发展也显示，香港已完全没有集会自由。日本东京大学的访问学者潘嘉伟说：“即使一个人试图遵守规则并申请集会，警察总是有各种藉口来拖延程序，或者可以胁迫一个人撤回他们的申请。我认为香港政府通过此案宣布，在这个城市不再有集会自由。”

潘嘉伟补充道，过去香港充满著各种不同的抗议与评论，而不论政府是否喜欢这些行动，香港人都享有自由表达意见或上街游行的自由。他说：“虽然这种情况发生在香港令人相当难过，但国际社会应藉此意识到，香港已与中国一样无集会自由。”

港府以恐吓迫使申请者放弃游行计划

伦敦国王学院法学院的访问学者黎恩灏则指出，在黄乃元被迫撤回五一游行申请前，香港政府便已透过警察审讯或盘问的方式，迫使小规模游行的申请者取消计划或撤回原本的申请，其中包含原本今年3月8日妇女节预计进行的游行。他告诉DW：“这显示香港国安局想用更多非正式的做法来控制与規范公民社会。这是一个惊人的发展，因为香港政府未用国安法将抗议活动定罪，而是让游行申请人撤回计划。”

黎恩灏说，这种做法与中国政府的手法雷同，因为在中国，政府会恐吓公民或个别工会成员，使他们不敢动员公众参与任何可能破坏社会稳定的活动，而现在，港警正在将中国的做法移植到香港。他表示：“结合上个月一位从日本返港的女大学生因社交媒体上的贴文而被捕之案件，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港府一直称香港已恢复正常，但事实上他们正尝试用不同手段来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并恐吓香港的公民社会。”

潘嘉伟告诉DW，国安法生效至今近3年，香港公民的各种自由已被剥夺。虽然《香港基本法》或《人权法案》称香港公民仍享有集会与言论自由，但若行使这些权利须考量可能违反国安法，这些权利实际上便不存在。他说：“这使国安法的效力高于其他法律，而国安法的標准或红线并不清楚，当局如何定义集会违反国安法也十分模糊，所以香港现有法律无法证明言论或集会自由受到保障。”

潘嘉伟以过往香港公民团体申请游行为例，表示以往各团体只需写一封不反对申请书给警方，通知他们即将举办的游行，而警方通常都会予以批准。但在国安法生效后，民间团体不清楚他们何时能得到警方的批准，甚至在游行要发生的前几日，主办人还可能因受到来自警方的巨大压力，被迫撤回游行申请。他告诉DW：“这整个程序表明，香港政府与警方已变得十分严格，在许多方面，香港面对越来越多的限制和镇压。”

香港公民社会恐已无运作空间

在游行申请几乎无法获准的情况下，黎恩灏认为，香港政府正一点一点缩小公民空间，并迫使香港人接受高度约束的新环境。他告诉DW：“香港政府正在提出新的法律来进一步控制公民社会，包含规划假新闻法来控制新闻媒体，以及透过众筹控制法。在公民社会空间越来越小之际，香港人须通过测试来得知，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黎恩灏表示，香港政府透过五一游行的案件，向社会大众显示，若不遵守政府規范，公民能享有的权利便会越来越少。他说：“若我们仅关注香港内部的情势发展，这便是香港公民权利与自由未来所面臨的状况，因为香港政府正将许多从中国习得的新做法套用至香港。”

不过，黎恩灏也指出，国际社会对于香港政府侵犯人权的态度，有越来越一致的情况。他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香港国安法与中国跟香港政府的人权义务相抵触，而联合国人权机制也十分关注香港公平审判、诉诸司法跟法治等问题。他说：“这将是一场持续性的斗争，我们也得看看香港如何在国际发展中，继续维护其权利跟自由度。”

然而，潘嘉伟却认为，在国安法的压制下，香港公民社会恐已无运作空间，因为港警被赋予太多权力，而他们也几乎不需解释为何一个活动或行为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他认为，香港目前的情况，正如中国内部的情况一样。他说：“在中国，如果你想组织公共集会，你需要申请并寻求公安局的批准。现在我们在香港看到的情况非常相似。”

潘嘉伟补充道：“香港警察有很多藉口阻止个人发起示威行动，而我对于香港如何在确保人民集会自由这部分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已不抱任何希望。香港已没有这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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