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紀實：不僅僅是民主 —「白紙革命」時代的新青年

（德國之聲中文網）「起初，納粹抓共產黨人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在圍成半圓形的人群中間，一位眼睛彎彎的高個兒年輕人手拿紅色話筒，用流利的中英德三語複述了《起初他們......》，一篇二戰後從德國流傳出來的懺悔自白。這段反政治冷漠的隱喻開啟了12月3日在中國駐柏林使館門前反獨裁集會的宣言。

儘管當日柏林的氣溫已墜入零下，緊鄰中國使館的揚諾維茨橋（Jannowitzbrücke）上，集會在抗議者們的熱情中仍持續了足足四個小時，參加人數近200人。

在各式各樣的口罩和面具背後，青年抗議者們彼此張望著，略微遲疑但宏亮的呼喊聲中透露出他們忐忑又興奮的情緒。集會中的口號和發言時而伴隨著郎朗的笑聲，時而伴隨著抽泣與沈默。在斯普雷河邊華燈初上的時候，他們在鮮花和橫幅之間點燃了象徵著哀思和希望的蠟燭。河岸的另一邊是低垂的五星紅旗和緊閉的中國使館大門。

為他人抗爭 - 公民意識覺醒的真正體現

堅持化名為「境外勢力」的演講者是一個剛來德國不久的傳媒專業學生。她表示自己熱愛思考、習慣質疑，很早就對國家和民族沙文主義等概念有了自己的認識。她告訴記者，如此匿名是因為中國政府給所有反對聲音都惡意地貼上了「境外勢力」的標籤，所以她決定以此舉來諷刺中國政府。「我們去說他們的話，讓他們無話可說」，她主張道。

12月3日德國柏林集會现场的演講者

在她致維吾爾人的發言中，「境外勢力」憤怒地低吼：「當我舉起白紙的時候，我看到它們了。我看到這些（維吾爾人的）故事，密密麻麻，全寫在這張白紙上！... 我同樣看到了，中國政府為什麼會害怕我們舉起的這張白紙，因為這上面寫滿了他們的醜惡！他們的罪行罄竹難書...」

聽著她列舉的、無數身在新疆「集中營」以及中國境內外維吾爾人在中共控制下所經歷的駭人故事，現場鴉雀無聲，一位緊挨著她，手拿藍色旗幟的維吾爾女孩數次低頭落淚。最後帶著些許哽咽，「境外勢力」對她的維吾爾朋友們深鞠一躬：「對不起」。

記者：為何選擇了「講述維吾爾人的遭遇」這個發言的角度呢？

「境外勢力」：在我看來，漢人和維吾爾人的誤解實在是太深了。我所接觸過的維吾爾朋友中，絕大多數都已不再相信會有漢人是真心站著他們那邊的。作為一個不認同國別概念的國際主義者，我決定明確的向他們表明我的立場，希望維吾爾人能看到還是有漢人跟我一樣想要理解和支持他們的。我的這個想法來自於一位朋友對我的啟發，我反思到了中國政府對人民的統治實際上是一種對內的殖民化。

各個所謂的少數民族，在中共的掌控下純粹成為了一種觀賞性的文化符號，而他們自身文化的真正內核早已被抽走。於此同時，政府表面上鼓勵漢人與少數民族團結，但實際上卻在不斷分裂他們。例如「給少數民族學生高考加分」等對非漢人的優待措施實則是很表面化的，跟妖魔化少數族裔的話術一樣，其作用就是讓他們與漢人之間互相產生懷疑和難以化解的敵對情緒。

記者：你跟大多數其他普通的漢人民眾一樣，並沒有對維吾爾人進行任何直接的傷害，你為什麼要堅持給他們道歉呢？

「境外勢力」：無知是罪，知道了他人承受的不幸還不去發聲是更大的罪。今天，許多維吾爾人再也沒有機會把自己的故事講出來了，他們生活在中國的恐懼是我們根本無法想像的，而我們很多人並不知道，有多少我們日常使用的產品是「集中營」裡維吾爾人淌著血汗做出來的，我們平日裡許多所謂的「小確幸」都建立在他們的痛苦之上，所以我們普通人也必須說對不起，必須為我們的無知和聽之任之而道歉。

12月3日德國柏林集會现场。近200人參加了集會

記者：是什麼契機鼓舞了你參加這次響應中國境內民眾的「白紙革命」？

「境外勢力」：國內一些地區也曾經發生過各種大大小小的抗議，但說老實話我並沒有很受觸動。這樣說也許比較刺耳，但我認為，例如富士康的工人抗爭，雖然是反抗剝削和壓迫，但他們的抗爭說到底只是為了自身的利益。為自身爭取權益固然沒有錯，但那種類型的抗爭，可能意味著當權力有一天向他們傾斜時，當他們有一天也能變成既得利益者時，這些人的立場很可能會180度大轉彎，轉去歌頌權力。

然而在烏魯木齊火災後，當我聽到上海市民齊聲高喊「新疆解封」的時候，我的內心才重燃起希望。我興奮地意識到，大家終於開始為了別人的利益而發聲了！這個意義是完全不同的！我曾糾結地想過，烏魯木齊民眾為什麼沒有在他們的維吾爾鄰居、朋友或同事們被押去「集中營」的時候站出來抗議？為什麼只有「鐵拳」砸在自己身上時他們才想起來去發聲，如果他們走上街頭的原因僅僅是要求自己被「解封」的話... 但這次上海為新疆、北京為上海聲援的抗爭讓我大大地被觸動了，我覺得「為別人的權益去抗爭」才是公民意識真正覺醒的體現，所以我要堅決地和他們站在一起。

記者：華人青年在海外抗爭的原因？

「境外勢力」：我覺得中國人在海外的抗爭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參考中共的宣傳機器，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刻意區別對內外兩邊的言論。而今天在國外的我們也要當自己的「大外宣」，把話語權拿回來。我們要向世界講述中共暴政的真相，講述中國人民生活的真相以及他們真正想說的話；同時也告訴維吾爾和其他民族的人們，有很多漢人想要支持他們，希望他們能看到我們，從而盡力去化解族群之間的矛盾和誤解。我希望海外的抗爭可以跟中國內部覺醒了的人們形成一種呼應，就像是伊朗此次「頭巾革命」的海外聲援團與他們國內的抗爭者們互相配合的那樣。

12月3日德國柏林集會现场

記者：你對中國以及歐洲政府們的訴求是什麼？

「境外勢力」：對中國政府我沒有訴求，因為我覺得他們早在「六四」之後就沒有合法性了，他們的權力是全靠國家暴力機器支撐的，所以我們沒有與他們溝通的必要和餘地，我主張華人在海外抗爭的行動和口號越激進越好。

同時我堅持，在未來，中國人必須自救。然而單單提倡民主並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案，其他方面的徹底變革也要並進，不然一定會產生新的巨大的問題。比如從中國人口和民族分佈的體量上看，大範圍的民主化可能會加劇少數群體被邊緣化的危險，所以我認為漢人應該放棄所謂的「大一統」思維，提倡民族自決甚至獨立。

歐洲方面，首先我希望他們能給維吾爾和其他在中國被迫害的人民更多的政治庇護，幫助他們逃離，保護他們的安全。其次，我希望歐洲民主國家的人可以持續地關注這些來自遙遠地區和文化的聲音。我的印象中，比如在德國，有很多人只嘴上掛著關心人權，但在中國問題觸及到他們自身的利益時，往往退避三舍。有的人甚至只是擔心自己以後不能去中國做生意或旅遊了，所以不願表達中國政府不喜歡的立場，這非常諷刺。

記者：這次反對中共的抗爭浪潮如果之後慢慢消退，你會怎麼辦呢？

「境外勢力」：國外的抗爭浪潮是否會退去完全取決於我們自己，所以我們要繼續，繼續尋找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朋友，一同紀錄並訴說中國政府的罪行，總有一天把他們依法帶上審判台。

至於國內的話，其實通過這次各地走上街頭的運動，許多人應該已經明白了，政府不是堅不可摧的。那麼多人自發舉起白紙，一定多多少少在人們心中播撒了民主意識的種子。同時我也相信，因為中國體制本身的缺陷和這次對新冠疫情的管理失敗，今後一定還會有人們站出來反抗的，目前的消沉是暫時的。如同政治學理論中「塔西佗陷阱」所描述的：倘若政府的公信力已然不斷下降，無論他們今後如何發言或處事，也無法再獲得人們的信任了。

記者：近來有抗爭者自爆遭到了中國當局的警告，甚至國內家人的安全也被威脅了。面對這種未知的風險，你害怕嗎？

「境外勢力」：我當然也不是完全不害怕中國政府的打壓和要脅，但既然連在北京和上海的年輕人都能夠勇敢站出來，我身在德國為什麼就不能呢？只考慮自己實在是太自私了。就算我的聲音只能影響或感染一兩個人我也覺得足夠了。在國內的父母目前還不知道我現在參與的行動，我並不想避諱他們，只是由於網路安全的問題，我還不能向他們解釋。不過我相信，如果父母知道我是在為自由和他人的權益抗爭的話，他們一定會為我驕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