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尾惨案：中国面临严竣考验

新华社报导：承认事件 先期定性

12月6日，星期二，广东汕尾附近两个村子的村民，由于建电厂占用他们的土地没能得到合理的补偿，向电厂发动了进攻。当地武警部队开了枪，造成了伤亡。

直到12月10日，星期六，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才报导了这条消息（总算报导了这条消息）。报导引用汕尾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消息说：这次冲突是“由少数人煽动的数百村民对风力发电厂进行打、砸、烧甚至对现场执法公安干警发动暴力袭击的严重违法事件。”

关于死伤人数，新华社说：“警方在鸣枪警告时造成三人死亡，八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

先说因。新华社这个简短报导使用了文革语言，把“打、砸、抢”改了一个字，成了“打、砸、烧”，然后毫不犹豫地定性为一起“严重违法事件。”也就是说：错在村民。罪在村民。

再说果。对警方的残忍行为，却解释成“在鸣枪警告时”“造成”死亡和受伤。也就是说：警方是没有责任的，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只不过是鸣枪警告。顶多是个误伤罪。

广州日报报导：开始处理

12月11日，星期天，广州日报报导了此事，称当局建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有关武警部队的负责人已被逮捕。原因是“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中央当然不会不管这件事，因为这已经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事件。尽管广州日报用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这样的话，但毕竟让人看到：说归说，中国还是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中国异议人士的观察和抗议

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撰文“被黑箱再次谋杀的东洲血案”。文中说：“我查遍国内各大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全不见这条新华社报道。”在大陆的民间网站，“只有浏览有限的‘递进民主’和经常打不开的‘自由中国论坛’中转载了境外媒体对东洲血案的跟踪报道。”

刘晓波还特别指出，人民日报海外版在12月10日发表了一篇“中国人权保护有目共睹 网络成民众表达观点平台”；新华社12月11日发表“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借所谓人权问题攻击中国”。刘晓波呼吁：“为了东洲乡的冤魂，我强烈抗议：中共广东省汕尾市当局的暴行！抗议中共最高当局严密封锁这一暴行的黑箱操控！”

丁子霖、蒋培坤、包遵信、刘晓波、余杰等17名中国异议人士就发表了“关于广东汕尾市东洲血案的声明”。声明谈了事情的起因：“据称，2002年，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试验区在当地兴建大型发电厂，强行征用村民的大片山地、耕作田地和白沙湖。致使东洲乡大约四万多村民失去立锥之地，并没有得到受到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合理补偿和安置。自2004年开始，村民走上依法维权之路，通过多种方式向当地政府和上级部门申诉，却一直没有得到负责任的答复和解决。更恶劣的是，当地政府动用了种种手段阻挠村民代表，封锁消息，禁止媒体报道。愿意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也因受到司法局的警告而无法接受委托。村民们投诉无门，遂采取轮流驻守汕尾发电厂门外的和平请愿方式，敦促政府尽快妥善解决村民们的合法补偿和安置问题。我们认为，正是地方当局的滥用权力和蛮横打压，才引发了激烈的官民冲突；正是中国当局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一贯漠视，才导致了这一骇人听闻和令人愤怒的血案和杀戮。”

这些异议人士说：“我们认为，群体维权事件导致恶性官民冲突，根本原因是二十多年的跛足改革导致政体改革的严重滞后，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和危机处理方式，仍然沿袭专制主义时代的模式，还没有根本的改变。……正因为有这样不受的政治权力的纵容，各级政府才敢滥用权力榨取百姓，广东汕尾当局才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无法无天地射杀生命。”他们提出了八点要求，包括调查和依法处理下令和实施镇压的官员和军警，立即开放媒体的采访报道。

这个严重事件告诉我们什么

在村外，警察在检查过往人的身份

－中国近年来的官民冲突越来越多，而最多发、最严重的地区恰恰是中国经济改革最早，发展最快的广东。我们不断听到村民与上层冲突的消息，维权人士和律师被抓，直到现在真枪真弹地对待弱势民众。这说明什么？为什么是广东？为什么是经济发展好的快的地方？这恰恰说明，经济和政治的体制在中国的脱节已经到了社会无法承受的程度了。就象中国异议人士们说的，这是跛足改革的后果。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不能再拖延了。如果说，广东的经济一度走在全国前面，然后全国就跟了上去，那么，现在广东的官民冲突走在了全国前面，难道等着看全国也跟上去吗？

－ 到了真刀真枪对民众的地步了。这是十几年来中国未有的事情。新华社说死了三人，西方媒体说二十人或三十人不等。英国广播公司还说，有关官员花钱收买村民，让他们隐瞒数字。数字固然重要，如果真有花钱买数字买良心的事，更是让人毛骨耸然，但是，真正的关键不是数字，而是：开枪了，死人了。这是性质上的问题。中国俗语说“人命关天”。可是，无论松花江事件，还是汕尾事件，当事的官方人员想到过这个俗语吗？一条命也是命。当年，袁木公开声明天安门事件“只死了”二百多少人，西方媒体说是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多年来一直为这个纠缠。但是，即使是二百多人，即使所有的人都不是死在天安门广场，能改变事实的严重性吗？中国近年来的官民冲突，到了真刀真枪的地步，这是一个性质上的转变，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说明什么？中国在法律上看来必须有个明确的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动真家伙。否则，一旦滥用起来，那将是不可收拾的。

－什么官民冲突一发生，马上定性说是民众不好。尤其是如果是村民百姓跟国家机器－警察发生冲突，那就绝对是民众不好。这些民众实际上就成了犯罪份子，你再有理也没理了。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叫“发动暴力袭击”？中国的官方媒体经常把果写成了因，把前面发生的事情给忘了。然后就习惯地用上文革的语言，先把你一棍子打晕了，我这儿就好开脱了。警方，再过火，也就是一个“处理不当”，是个火候的掌握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犯罪，中国的法律难道不应该就此来个重新审核，明确化吗？否则，这种事情蔓延下去，民心何在？公道何在？

毛泽东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是中国的官方媒体还老是犯这个毛病。一个调查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就根据当地政府的一面之辞，宣布是民众造成的“严重事件”，而警方只是鸣枪警告，误伤了人。这是一个国家媒体的严肃态度吗？当年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的讨论把中国引上了改革之路。然而给人的印象是：这条标准只用了一半，即用在经济上。涉及政治，就别谈实践和“事实”了，至于调查以后再发言，也免了。

－隐瞒成了中国的一个著名的问题，国际问题。前几天刚发生了吉林黑龙江严重化学污染事件。中国总算没有象非典时拖延那么长的时间。当然，形势也不允许拖了，河水随时就会流入俄罗斯的国际流域。汕尾事件，境外媒体一开始就报导了，而且数字上还有很大的差异。这也许是新华社终于在五天之后宣布这一消息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个消息在中国国内媒体上却见不到，这又是为什么呢？那只能让人这样想：由于这个消息已经“国际化”了，中国官方再不表态将引起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但是只是“国际化”，因为，为了“和谐社会”，没必要把它“国内化”。也就是说，中国虽然对重大事件的报道略有改进，但是却采取了一种“内外有别”的策略。然而，没有中国国内媒体和广大民众的监督，能够保证类似的问题不再发生吗？

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够快的了，但是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污染，矿难，维权…… 一个国家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难道不应该同时避免社会爆炸吗？外界的压力是一个方面，世界的舆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欧洲武器禁运问题，台湾的未来〔马英九说六四不平反就不谈统一〕，这是一个方面。内部的压力不也是越来越大吗？假如就象现在这样发展下去，这样的事件越来越频繁，社会总有承受不了的日子。

柏林勃兰登堡广播电台驻北京记者给德国之声发来的报导指出，中国官方承认，在去年一年内发生了七万起官民冲突事件。显然，外界知道的还只是凤毛麟角。显然，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中央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是出了事继续先怪受难的民众，保护开枪的人，还是在法律上，政治体制上来个认真的改革，从根上解决这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问题。

全世界在拭目以待。中国人民也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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