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之路更崎岖  在华德企愁更愁

（德国之声中文网）对华生意气氛之糟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德国驻北京的代表们指出，两年来，发往德国驻华使馆的抱怨和救助呼吁数量不断增加，而今年年初以来，数量再度剧增。抱怨的内容包括：新的市场壁垒、经营许可申请程序更加困难、与中国企业相比受歧视、强制技术转让以及依旧大行其道的产品剽窃。

抱怨单太长了，经济部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社民党籍）在北京的1天半逗留时间根本不够用。他有关抵制不受欢迎的投资以及保护德国关键技术不被收购一空的计划本已在中国人那里引起不满。中国企业在德国和欧洲不仅可以收购高科技企业，也可以收购汽车生产商或银行，而德国企业却不允许在中国有类似收购行为。

这一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最好例子便是电动汽车的研发。根据新的立法计划，未来，外国生产商不仅必须申请经营许可，必须在中国生产，而且还要公开研发程序；中方伙伴则要证明，全面掌握了电动汽车技术。而缺了中方伙伴，外国汽车制造商本就不允许在中国经营。如此，德国汽车制造商就必须全盘交出全部电动汽车技术。一名业内专家指出，拟议中的这一法律意味着强迫性的、彻底的技术转让。

中方还有其它计划，其中包括：外国汽车制造商必须根据时间表在中国制造部分电动汽车，否则就会积累负分，作为补偿，它们必须购买中方竞争者的产品，以得到正分，乃至经由这样的罚款共同替当地的竞争对手融资。

德新社知悉，德国驻华大使克劳斯（Michael Clauß）4个月前致中国工信部长苗圩的一封要求作出澄清的信函至今没有回复。一名消息人士指出，不做回答这一事实证实了德方的一大忧虑，即：中方正在寻求实现一种工业政策目标。

强制技术转让也涉及其它行业。消息圈内人士称，有意在中国生产的企业常常告知，中方要求它们出于安全理由公开其技术秘密，而且，须是"自愿"公开，否则，便有违于世贸组织禁止强制性技术转让的相关规定。

德国经济部长此次中国之行还要前往成都参加西博会。德国是今年西博会的主宾国

在铁路项目的招标书中实行的评分制也意味着新障碍。根据这一评分制，本国企业一开始就先得10分，合资企业5分，外资企业0分。即使是部分在中国生产的克诺尔制动集团（Knorr-Bremse）也因此无法参与竞争。克诺尔集团在轨道和商用车辆制动系统制造方面全球领先，并在经济改革设计师邓小平实行开放国门政策伊始便进入了中国。

食品和农业产品进口规定也更严苛。拟议中的检疫规定有可能导致从德国的进口陷入停滞状态。根据这一规定，未来，不仅是风险食品，而且，每一种糖果和饼干都须有认证。克劳斯大使在香港《南华早报》上撰文指出，这一法律草案明显超越了消费者保护界限，是明目张胆走向本国产品保护主义。

自由开放市场经济秩序被人“利用”

而与德国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所遭遇的重重难关相比，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收购似乎显得容易的多。根据德国《商报》的一项计算，今年1至4月，中国就已表示有意收购12家德国企业，收购报价总值32亿欧元，以季度为单位比较，超过前5年中的任何一年。根据德国并购联合会的计算，到今年年底，中国在德收购金额会是去年的10倍。近年来已被中资收购的德国企业包括混凝土泵生产商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 ）及工业机器人巨头库卡（Kuka），而近日以来针对照明企业欧司朗（Osram）和半导体设备生产商爱思强（Aixtron)的收购意向也引起了德国经济界乃至政界的高度关注。

德国知名企业库卡和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的技术创新与经济领域专家孔弼永（Björn Conrad）表示，中国企业试图通过收购德国企业，获取更好的技术，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占据更为有利地形，这本无可厚非。但主要问题在于：中国企业的许多收购行动背后都有政府操控和大力支持（比如补贴和优惠贷款等）。换言之，这样的企业收购行动不再是单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行为，也不是单纯的技术竞争，而是中国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和工业政策对欧洲自由开放市场经济秩序的“利用”。

Hugo Boss遭到同行抄袭

除了收购企业和技术转让领域之外，受到德企抱怨的还有越来越肆无忌惮的产品剽窃行为。德国时装生产商Hugo Boss便是著名受害者。Hugo Boss在法院输掉了针对中国竞争对手的诉讼案。中方竞争对手销售带有一个小小的"sunwen"字样的"Boss"标牌西装。在香港，法院禁止销售，但在内地，法院却裁决允许。现在，Hugo Boss提出建议，从该竞争对手那里购得在华销售权。克劳斯大使在信函中写道：问题清单"无限长，且包罗万象，难以了结" 。

德国戴姆勒总裁蔡澈（Dieter Zetsche）反对阻止中国在欧洲投资的任何企图。他在《商报》周一（10月31日）刊登的一篇采访报道中强调，谁也无法确定不受欢迎的投资人的标准。蔡澈由此同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唱了反调。加布里尔计划制定更严格法律，增大中国人收购德国企业的难度。

蔡澈在采访中表示，德国作为经济基地的强处正来自经济界和政府基本互不干预这一点。他不认为，以法律方式让中国人远离德国市场的做法会有任何效果。这位戴姆勒总裁指出，如果筑藩设篱，企业便会倦怠、慵懒。

中国学者：运用国家手段并非北京政府首创

蔡澈的立场也得到了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沈凌的呼应。他认为，以美的收购库卡为例，德国大部分的反对声音来自政界和新闻界，“但是产业界、大企业并没有站出来用资本的手段进行‘反收购’，或者说与美的竞争”。

针对有关中国企业收购行动中的“政府行为因素”，沈凌认为，按一般常理判断，可以猜测中国政府在背后会有各种各样支持手段，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是其实中国政府的这些行为也并非首创，其实就是学日本，更早一点就是学德国，德国其实是近代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并且运用国家手段的先驱。”

尽管如此，中国问题专家孔弼永还是认为德国政府应该拿出具体措施，检验那些中国“买家”的背后是否有国家力量的介入，比如要求对方公布更为详尽的股权结构信息，以及收购融资的具体细节。他认为，这并非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是对于“扰乱市场规则行为”的一种反制措施。孔弼永坦称，这样的做法对于德中经济关系一定会产生一些影响，但类似的矛盾冲突无法回避。包括德国人在内的欧洲人在高新技术方面对于中国仍有吸引力，必须利用这一优势加强自己在谈判桌上的地位。

石涛 / 凝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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