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融入史（二）： 万能的爸爸

（德国之声中文网）"浮士德"显然超出了一个十岁孩子的理解能力。但即使隔着一层中文翻译，我也能感受到歌德诗句那令人震撼的美感。记得有一次我一边读"浮士德"，一边啃一块硬邦邦的蛋糕。说起蛋糕，我认为中国人将全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投入到了烹饪各种菜肴，对甜点却有点儿漫不经心。蛋糕在我小时候儿只有一种：圆滚滚的鸡蛋糕，几分钱一个。尽管如此，它仍然属于奢侈品，父母舍不得吃；而当蛋糕硬到能当凶器的时候，孩子也舍不得扔。我看书入了迷，对蛋糕的味道全无知觉。当只剩下一小块儿的时候才发现整个蛋糕已经被蚂蚁蛀空了。我至少咀嚼了上千只蚂蚁！不过除了震惊和恶心之外，这一次计划外的蛋白质摄入并没有给我造成什么伤害。直到今天，一提到"浮士德"，我仍然不由自主地想到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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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浮士德"的中文版，还引发了我的另外一种情感 - 对德语的渴望。翻译都让我如此陶醉，原文该是怎样的美不胜收？！是德语的魅力还是歌德诗情的魔力？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假如我爷爷干庄稼活儿的能力略微强一点儿，秋收的时候不用雇帮工，那么我现在一定坐在外国语学校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可能已经会读原版的儿童文学作品了。生平第一次我对无缘见面的爷爷产生了不满。

新时代开始

正当我的思绪在歌德、爷爷、浮士德和蚂蚁之间徘徊的时候，1976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爸爸对我耳语：四人帮被逮捕，文革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爸爸神采飞扬地宣布。我当时没有想到，外国语学校的大门不久又对我敞开了 - 至少是开了一条缝。

当时正准备中学升学考试，这是文革后教育攻势的一部分。当时北京的中学划分为三类 - 市重点、区重点和普通中学。一所小学升市重点的学生越多，该校的校长就越有成就感。不过1978年夏天，外国语学校突然在全北京统一招生，打乱了小学校长们的计划。

听到这个消息，我顿时心花怒放。这一回不再审查祖父辈的阶级成分，而是考试成绩说了算。据说学校将推荐三名优秀学生参加外国语学校的招考，我坚信自己将是三人中的一个。但是我估计错了。回到家里，失望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

为女儿摘星捧月

我爸爸属于那类将女儿幸福视为自己最高使命的父亲。第二天他就去找小学校长。"您女儿是唯一有把握考上市重点中学的学生，所以我们不能让外语学校把她要走"，校长直截了当地说。爸爸反驳：更重要的应当是女儿的前途，不是学校的统计数字。"其实我就是让您女儿去参加考试，她也没希望。5000名考生，人家只收72个。而这5000人没有一个是滥竽充数的"，校长换了一个策略。"既然她没有考上的希望，那您就更可以放心让她去试试了"，爸爸毫不妥协。谈话结束的时候，他的口袋里装着学校的推荐信。

儿时的张丹红与父亲合影

作为候补考生，我连桌椅都没有。当监考老师去想办法的时候，我站在大约30名决一死战的同龄人面前，尽可能自信地应对他们好奇的目光。我当时感觉像参加一场障碍赛，赛跑的终点线忽近忽远。

几个星期之后，校长抱着复杂的心情祝贺我获得外校招考第二名的成绩。我也高兴不起来，毕竟学习德语的目标只实现了四分之一，因为我同样可能被分到英语班、法语班或日语班。

最优秀的去德语班

爸爸二话没说跨上自行车，斜穿北京城直奔外国语学校。我当时属于那类坚信爸爸什么都能办到的女儿。结果确实如此。当爸爸一脸灰尘和汗水地走进家门时，我马上知道：任务圆满完成！

"其实我什么都不用做"，爸爸告诉我："负责分班的女老师说，你已经被分到了德语班。"原因是：在英、法、德、日四种语言里，德语最难，因此德语老师把考试分数最高的三位同学都集合到了自己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