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上的中国烙印”

今年，她们在三峡自然风光未遭人为破坏之前，赶来一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今年11月，在三峡工程的实施过程中，长江上游地区将被水淹没。阿妮塔和蕾那特对中国的诸多变化已经习以为常。这是她们1947年离开中国之后的第五次中国之行。

蕾那特和阿妮塔62年前出生在中国。她们的祖父1897年随第一批德国军队来到中国的青岛，并在当地为德国的殖民地建设作出了贡献。其他军官两三年之后就离开了中国，而她们的祖父却在中国长期生活下来。一个在东北的吉林省创办了中国的第一家警察学校，另一个在河北省唐山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水泥厂。

短短几年，他们的中文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能够阅读古典文学作品。蕾那特的祖父甚至用中文编写了一本警察学校教科书。在济南市的通讯录里，鲁道夫.施特尔茨的名字前的头衔是中国警官，尽管施特尔茨并未放弃德国护照。蕾那特和阿妮塔的父母也有意在中国长住下去。蕾那特回忆道：“德国人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活圈子。有专门的德国学校，教堂和俱乐部。北京甚至还有一家德国医院，那里有德国医生和来自斯图加特的士瓦本护士。这样的环境让人有一种到家的感觉。我父母肯定愿意在那里生活一辈子。直到去世，我祖父在中国呆了整整52年。”

阿妮塔和蕾那特了解其祖父一辈的主要渠道是父母的回忆，旧书信和通讯录。许多资料在二战中遗失了。她们二人目前为“东亚的德国生活”协会工作，目的是努力去挽救还可以挽救的一切。

该协会是90年代初由克罗伊特一位牧师创办的。这名牧师当年在德国的殖民地青岛工作了8年。二战结束后，他受新教教会委托关心那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近5000名同中国有关系的德国人。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阿妮塔先随父母去了阿根廷，大学毕业之后才返回德国。蕾那特回到上科亨，父亲在那里的光学仪器厂“蔡斯”找到了工作。全家1947年离开中国时，都希望像一战后那样，不久能够重新回来。但共产党执政的30年里，他们一度被中国拒之门外。她们最初曾经有意识地掩盖自己在中国生活过的那段历史。阿妮塔回忆道：

“当时我在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鸿堡学校上学。学校里还有另外几个德国孩子。他们总骂我们是左派，是臭中国人。孩子都不愿意被看做异端，于是，我们有意识地掩盖我们身上的中国烙印。这确实很遗憾。我们当时不愿当中国人，不愿和中国有任何瓜葛，因为我们是德国人。这就是我为什么已经忘记汉语的原因。”

蕾那特也回忆说，她们其实在哪里也没有真正扎下过根。这是同样困扰着她和她母亲的一个问题。在中国的那段经历永远使她与众不同。蕾那特说：“我在德国也找不到回家的感觉。我母亲出生在北京，无论在哪个城市，德国对我们来说，都不像家。只有在自己的住宅里我才能找到家的感觉。如今，这对我来说已经显得不太重要了。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也曾努力去融入这个社会。曾几何时，我却发现，我并不属于这个群体。”

蕾那特和阿妮塔发现“东亚的德国生活”协会时，非常高兴。自从退休以来，她们倾注了全部精力翻阅协会的档案和图书。她们希望多了解一些有关自己中国故乡的情况，希望这段德国殖民地历史不要被世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