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中共立国六十年政体的嬗变

一九四九至二○○九年，中共立国已然六十年了。就政体而言，一党立国，必然是一党专政。因此，从总的方面来说，六十年来，中共是这个国家的主宰，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这个不争的事实后面，也产生了嬗变：中共政体经历了从"强人政治"到"双峰政治"再到现今的"常人政治"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三十年来考察：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为第一个三十年，这是毛泽东执政的三十年，是"强人政治"的时代；一九七九至二○○九年，是"强人政治"向"双峰政治"过渡并最后走向"常人政治"的时代。这个嬗变过程，折射出中共政体从强到弱的态势，同时也预示着这个政体被解构的走向。

"强人政治"时代

先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的"强人政治"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是：一党专权，党的领袖毛泽东是一尊"神"，一言九鼎地决定着这个时代的走向。

造就这样一个时代，与中共这个政体组织在立国前后颇得人心有关。自一九二一年中共立党以来，所打出的旗帜是解放无产者，解放被压迫者，并以此与已经存在的国民党政权相抗衡。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适时地抓住了民族生存和解放的话语权，赢得了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队伍不断壮大，逐渐形成了可以与国民党政权分庭抗礼的局面。中共以反对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为口号，赢得了大多数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党派或无党派的支持，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力量。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交锋的历史舞台上，中共更加强调反对一党专政，在政治又胜出国民党一筹。这样，一九四九年中共立国后，中共所具有的向心力是空前的。虽然政体仍为一党专政，但"政治协商会议"的模式，使绝大多数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相信了中共的执政诚意；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社唤起了亿万农民的热情，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六国军队在朝鲜打得难解难分，恢复了民族的自尊心……。这一切，使得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政权成为全体民族仰视的灯塔。在这个灯塔的光环下，人们因为一个统一的思想而自觉自愿地放弃了自己的思考。

那些历经不同政权分散在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知识分子，即使是曾经对中共、对毛泽东有过怀疑的人，也产生了真诚的、圣愚的心地，更何况从解放区来的真诚地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过的人。于是乎，党就指挥了枪，指挥了民众的思维。党也顺势地巩固、加强在民众中的地位。党以一种可以称之为"奴化"的训导，让民众俯首帖耳地成为政权的附庸：党的领袖"万岁，万万岁"地被神化；"我把党来比母亲"，让民众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时时刻刻地需要党来替他们思考，替他们作主。极少数略微调皮的"孩子"也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压下去，失去生存空间。

在强化党权的同时，党的领袖毛泽东也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被造就成为党的化身，造就成为永远正确的"神"。他可以一言九鼎地决定党内其他人的命运: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等人，因为他的指示，或遭受迫害至死或退出政坛为民；他可以一言九鼎地决定中国的命运: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直至十年"文化大革命"，将中国拖入内乱，使大多数中国人的命运被改变。其残酷少恩，至少和"闻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的宗旨相违。

从"双峰政治"到"常人政治"时代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谢世，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毛时代以阶级斗争主政的模式转换为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中国开始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开放时代。虽然毛所开启的"强人政治"模式并没有为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政体所摒弃，但是，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说，就是改掉毛时代的体制，是"非毛化"的。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尽管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一直不放弃"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毛的"强人政治"的政体在逐步地消弱，"双峰政治"逐渐成为去"强人政治"的一个过渡。

何为"双峰政治"？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梳理了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内的争论，这种争论，在党内高层主要在邓小平和陈云之间展开。简单地说，邓小平主张经济走向市场，而陈云主张"整顿"，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两位中共元老对于改革的走向就发生了分歧，而双方在党内外都各有拥趸（拥护邓的路线的人占大多数）。对改革话语权的争夺，就形成了"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笔者在读到杨继绳书的征求意见稿时，提议他不妨以"双峰政治"这个词汇来涵盖，他接受了并在序言中写出了这一概念。

"双峰政治"大致是在一九七九至二○○九年这三十年改革年代的前半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邓小平时代"。用"邓小平时代"来概括一段历史，本身就说明，邓小平是这段历史的核心。事实也的确如此，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邓小平有最后决定权，这是党的高层会议定下来的。但是，事实还有另外一面，即邓却不可能拥有毛泽东"强人政治"时代一言九鼎的能力了。陈云等另外一批中共元老对改革开放有自己的意见，邓却无法像毛处理刘少奇等人，包括像处理他邓小平本人一样的方式，来打压不同意见者。即使像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邓还要开常委会来行使自己的最后决定权，而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毛却可以一句话来定是非。

这样，"双峰政治"的出现，就消解了"强人政治"的威权，"常人政治"的出现便成为必然。邓小平明白这一点，因此在扶江泽民上台后一段时间，致力于提升江在中央的威权，并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样的语汇来巩固这种威权。但在邓小平、陈云等人谢世后，老人政治的威权时代也宣告结束，中共政体就进入了"常人政治"时代。

所谓"常人政治"，不仅说的是执政者是"常人"，而且就执政方式而言也只能是常人议政。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是靠长期的威望而在党内形成威权的，而江泽民和胡锦涛是从和平年代走过来的，资历与党内相同年龄的人差不多。既然资历一样，大家也就谁也不具有历史形成的威权。尽管一党专政的政体还在延续，但党的领袖的权力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江泽民时代因为邓小平的作用，还勉强可以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样的语汇，而到了胡锦涛时代，就只能变成"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了。这种语汇上的差异，说明中共政体完全进入了一个"常人政治"时代。

公民社会初具雏形

以上说的是中共政体的过渡，而在这一过程中，民间社会的雏形，则进一步推动了中共政体向"常人政治"时代的转化。

一九七九年至今的这三十年，虽然政权的根基一如前三十年，但改革开放使政权的构成开始有所改变。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取得的重大成就自然举世瞩目，但与经济的成就相比，公民社会由蹒跚学步而初现雏形，则更是一个泽被后世的、值得大书特书的成果。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党开始觉得自己不是万能的了，民众也不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用三句话就可以大致梳理出一个脉络。第一句话，是邓小平著名的论断："摸着石头过河"，党和政府不知水的深浅，民众就可以自己摸索着过河了，于是乎，包产到户、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应运而生。民众的行为，试出了水的深浅，党和政府随后就给立上了一个标杆，后起者顺着标杆大量地"过河"了。

第二句话，是"没有政策比有政策好"。这是八十年代中期民众琅琅上的口一句话。改革到八十年代中期，党和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制定政策引导改革开放。或许政府的用意是好的，但有些政策却成为民众继续摸索过河的束缚了，因而民众才有了如此感觉，对政府的一些政策提出质疑。

第三句话，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这是九十年代初期耳熟能详的民谚。民谚里的"娘"，自然是"我把党来比母亲"的那个"母亲"；而骂者，自然是民众--尽管在骂，但民众仍然认同孩子的身份，前三十年"奴化"教育的劣根性依然显现。民众为什么要骂？不仅是因为党和政府又致力于重新恢复到万能的状态，而且还因为党政官员在逐渐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从官倒开始，现今已成为全社会民众人人骂之的腐败。进而再问，为什么敢骂？原因就是公民社会初现雏形。

公民社会的雏形，打破了"强人政治"时代一种话语体系--即"国家话语体系"独大的局面，形成了"民间话语体系"，使政治的决策权不再是一个领袖、一个政党所独有的权力了，决策者不但不可能一言九鼎，而且必须倾听民意。因此，公民社会的雏形，客观上成为中共政体向"常人政治"时代转变的推手。

"常人政治"时代，"国家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并行前进。这两套话语体系会延伸出两套不同的政治体系，"国家话语体系"下的政治体系，可称之为"党化政治"，这是中共自立国以来就维护的政治体制，尽管在"常人政治"体制下一直在被解构，但愈被结构就愈发需要维护，因而"党化政治"不会那么容易地被消解。"民间话语体系"下的政治体系，可称之为"民间政治"。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民间政治"必然要对"党化政治"构成威胁。事实上，这种威胁目前已经存在了。中国社会官与民的矛盾凸显，就是"党化政治"与"民间政治"的一种博弈。这是双方为捍卫各自利益的冲突，因此，一件小小的事情就可以引起一场令人防不胜防的群体性事件！贵州瓮安、湖北石首一直到不久前的通钢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矛盾的不可预测性。

"常人政治"时代所并存的"党化政治"和"民间政治"，在这种矛盾中，不是此消彼长就是彼消此长，双方必将相互依存。而中国的政体，也会在这种相互依存中慢慢地选择一种走向，最终具有公民社会的理性特征。

作者简介

徐庆全，山东烟台人。1989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曾留校任教。先后在《炎黄春秋》和《百年潮》担任编辑，1998年调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现为《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著有《知情者眼中的周扬》、《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编有《周扬新时期文稿》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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