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党的喉舌，难以两全

“现在，新京报占领了首都，它报道选美的街头轶闻、批评萨斯病人受到的不当治疗以及病人要求高额赔偿的故事。发行这份报纸的试验并不表示要为新闻自由开道。新京报更多希望在北京的报刊和广告市场上占据一大块地盘。1300万首都居民每天要买三百万份报纸，新京报要取得成功，必须刊登具有时效的可信报道。例如，它派记者到江西调查有49名矿工死亡的煤矿事故，在国际版上以套色刊登了德国戈尔雷本反对储存核废料的抗议活动的照片，当然它不会说，如果这样的示威活动在中国发生的话，那么参加者会象犯了危害国家罪一样受到追诉。”

世界报的文章最后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最近的两篇评论对媒体自由化提出了警告，再次要求，一切报刊都应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记者必须有党性。在后一个问题上，新苏黎世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记者正骑在老虎背上。文章写道：

“走到基层，到出版社和编辑部看一看，就可以获得令人惊奇的景象。例如，过去灰溜溜的赤脚宣传员害怕与外界接触，工作时总有人从背后窥视，而今天的中国记者却是十分热心、愿意讨论问题。由于经济上不依附国家，他们的职业意识有了提高，也相当乐于无拘束地谈充当记者角色过程中的矛盾心情：一方面要为个人特色和市场立足而竞争，另一方面要忠于路线，否则就会受到强有力的制裁。他们每天都处于这两者的冲突之中。所以，一名记者在自己的行业中享有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他是否敢于突破规则，向一个不符合时代的体制发出解放的呼声。”

文章接着介绍了广州日报今年一月突破框框、报道萨斯疫情、继而在人大会议期间被指令停止一切有关报道的经过。文章最后写道：

“前总理朱熔基说：‘媒体通过其监督作用，可以帮助我们纠正错误，更好听取公众意见。’这话听起来象施主说的一样，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如果没有媒体揭发从环境污染到腐败这个恶性肿瘤等各种弊端，党和政府早就维持不下去了，另一方面信息的传递如此之快，变得如此难以全面了解，一旦政治上出现严重情况，政府只能选用无情镇压的大棒对付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