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防疫”名义下的专制日常化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美国，上周总统特朗普的患病出院更像是一场闹剧，也是一场悲剧，证实了过去大半年美国大面积疫情爆发、死亡超过20万的根子就在总统特朗普的治理无方和个人操守问题上，再激烈的选情也掩盖不了特朗普治下瘟疫爆发所加剧的族群对立和民主衰败。

即使在相对稳定的欧洲，情况也相当严峻，面临着社会疏离化的危险。意大利在老年人成为脆弱受害群体后，意大利的传统社会结构正在遭遇冲击；法国和西欧诸国则经历着秋季新一轮的爆发。而在德国，虽然人民普遍自觉遵守疫情下的管制，但是，我走在慕尼黑街头，到处可见人民以涂鸦方式表达对政府以大规模基建反危机的不满。仅仅过去一个周末，德国各地就爆发了一连串抗议，有抗议高速公路修建计划的环保行动，也有牵手人链反对疫情期间加剧的社会控制。

疫后极权体制的加速固化

但在武汉病毒发源地的中国，似乎一切显得那么岁月静好。九月份北京刚刚举行了抗疫授勋大会，十月初的中秋和国庆双节长假期间，到处人头攒动，拥塞景区和高速公路，仿佛一场瘟疫过后了无痕。

然而，这是不折不扣的幻觉，疫情根本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整体拉低了社会福祉和人权水平，疫情期间中国政府最为得意的防疫治理模式正在以“新型举国体制”的名义常态化。其结果，一个疫后的极权体制空前加速地固定化了。

不仅此前如新疆、西藏和香港的民族问题、民主问题正在因为当局的威权主义高压而转变为一个个人权危机甚至人道灾难，而且，中国在这些问题上与世界主流国家、民主世界的人权冲突在过去几个月显然加剧。戴着口罩的外交官和人权组织在日内瓦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谴责中国，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代表也遭到了羞辱。不仅中美关系陷入1971年以来的最低点，中欧关系也面临着重大调整，中国的统治集团对瘟疫的无责任态度和对人权的漠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在11月即将到来的欧洲新峰会前夕，当局在压力下或许会做出一些软化姿态。我抱着这样天真尚存的想法搭乘在中欧峰会结束后第二天才恢复的汉莎商业航班飞离上海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回程落地所遭遇的隔离表明瘟疫期间的严控一切都没有变化，防疫的专制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浦东机场的到达厅，和首都机场一样，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中英文指示依旧是那么自大，外国人通道保留着Foreigner 的英文，而不是较为中性如Non-Chinese citizen之类比较政治正确的用词。尽管我个人在过去十年几乎每次入境都要向安检官员抱怨，但是显然他们听不进去。

“宪法，那些都是国外的东西”

在经过了近三个小时的病毒检测和一堆莫名其妙的机场迂回道路、二维码登记后，我和太太被送进开往隔离营的大巴。虽然我在过去大半年看到了许多类似情景，例如北京的小区在过去半年安上了人脸识别装置，随时变成乌鲁木齐的社区管制；边上的村庄入口搭起的大棚蔚为壮观，每天上下班高峰时段码农们面无表情地缓缓通过，如同1930年代默片摩登城市里行尸走肉一般的劳工，但也没有想到上海浦东的隔离酒店竟然还是那么的不人道。

这家属于绿地集团的铂骊酒店，据说是上海第五隔离点。防疫人员粗暴拒绝了我和太太共同隔离一个房间的请求。恶劣的是，当我向防疫人员指出这是防疫下的基本人权时，得到的是轻蔑的嘲笑声。更甚者，在驻地派出所民警屡次电话以强制手段相威胁的时候，听到我援引宪法第49条家庭婚姻等等受国家保护，居然回以“宪法，那些都是国外的东西”。终于姗姗来迟的派出所副所长也口口声称防疫只按三项法律，在我提到宪法时几乎就是一幅闻所未闻的表情。

对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来说，和我在新疆的乌市、在北京的村庄所感受到的几乎相同，就是在守土有责的政治“责任”体制下，基层当局、社区和防疫人员不仅掌握着任意解释和执行法律法规的权力，甚至已经习惯了过去十个月以来繁琐的管制人民的流程。他们都不对人和人性负责，没有道德和良心的意识，任何有限的投诉也因所谓属地原则而不起作用，更不用说已经死亡的传统媒体和严加控制的社交媒体。

北京的中央政府在历次大会上都强调这一“守土有责”，把它当作抗疫成功也是新举国体制的关键，我却在过去半年发现和解释为它恰恰是地方小问题变成全国性危机的机制，也是武汉病毒爆发而致世界性灾难的制度原因，是中国所夸耀的治理模式的致命缺陷。当然，在疫后的上海和中国，它还是疫情期间强化社会管制得以延续和巩固的机制。

对它而言，每个个体、每个群体都可能随时陷入一种权利被剥夺的紧急状态，也就是罗尔斯在他的经典政治哲学著作《正义论》和《万民法》里所强调的人权时刻。没有人能够安然事外，一个个体的人权困境也可能随时演变成一场巨大的人权灾难。那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李文亮、任志强这样任何一个普通人、红二代、或企业家。而我能做的，不过是在酒店大堂打上地铺坚持抗争。

这或许就是瘟疫的后果和瘟疫后的世界。不仅社会结构面临疏离化、人人自危、互不信任，而且中国的防疫举国体制正在塑造着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摧毁了中国人权的一切可能，也拉低了世界人权的水平。那意味着，浦东隔离营模式和新疆“职业培训营”模式都将变得更为普及和常态化，各种社会隔离、民族国家的隔离、技术与交流的隔离都将涌现。

历史仿佛回到了14世纪黑死病后的欧洲，随着武汉新冠病毒的继续肆虐和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摧毁，如果我们严肃地展望，只能悲观地说，一场新中世纪的黑暗正在降临。

吴强为中国独立时评人，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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