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从一流大学到一种声音

（德国之声中文网）本月17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数份文件，其中之一是“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据报道，他在会议上强调， 要突出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推进、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他的这一番话使人很自然就联系到最近对上海震旦学院一名宋姓女讲师被学生告密后的处理结果，笔者觉得很有必要认真地审视一下。 

大学研究与宽容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习近平在此强调的世界一流大学绝非说说而已， 他确实有这个雄心壮志，问题是如何实现以及能否实现。客观上来说，从本人在中国知名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十多年的经历，已深感各所大学都有一种赶超西方的计划。而问题在于，如果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些基本的原则首先应该成为这些大学的学校生活的基础。笔者这里仅以本人熟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视角出发，这些领域的原则之一就是宽容。宽容的反面就是不宽容。卡尔·波普尔把不宽容的人和群体做了如下不同层度的定义：一，拒绝进行理性的讨论和辩论；二，号召并使用暴力对付持异议者和其他意识形态的信徒。前者在一定条件下很容易发展到后者，而主张用暴力对付异议者肯定是不会接受任何理性的讨论和辩论的。 

延伸阅读：祸从口出 清华老师遭学生举报

人们在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之所以要进行讨论和辩论，是因为任何一方不可能是绝对的真理或真相的掌握者，而最多只能是接近真理或真相。既然是接近，就肯定有进一步探讨、商榷的余地。而讨论和辩论又是商榷的最好方式。 正是通过讨论和辩论，各自对对方才会有所理解，同时又能使各方更接近于真相和真理。顺当的话，各方达成共识，不顺当的话，大家求同存异，并期待着下一轮的讨论和辩论。 

对此，作为一个追求一流大学的国家，当然应该拒绝没有宽容态度的个体和群体。这就是卡尔·波普尔所说的“宽容的悖论”：如果我们不准备捍卫宽容的社会秩序，反对不宽容的攻击，那么宽容的人将被毁灭，宽容也将随之毁灭。简言之，对不宽容的人必须是不能宽容。 

宋讲师错了吗？ 

可悲的是中国的大学自2012年以来，不仅学术界的宽容原则被抛掷一边，而且兴起一种学生举报老师“不正确言论”的“热潮”。 而这次震旦学院的宋老师被一位董姓学生用自己的课堂上录下和剪辑的一份视频举报，就是无数个案例中的一个。只是在这个案例中，全国官方媒体以及学校作出了令人齿冷的反应。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如果我们以完整版视频为根据，那么，在课堂上那位女讲师在谈起此事的时候，第一句话先说：“当年日军确实在南京做了反人类的行为”。而这句话在学生最初曝光的视频中并未出现。但这里是个关键问题，即该老师并没有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 

延伸阅读——客座评论：清华大学与北京“最后一个士大夫”脱钩

只是在谈到大屠杀中死亡具体人数时，这名讲师说：“最糟糕的是，国民党政府在这些死难者家人还活着的时候，没有将所有死难者名字全部记录下来”，这样就导致死亡人数出现很多版本。接着，她以犹太人被德国纳粹屠杀为例，称所有死亡的犹太人都有姓名记载，因此可以真实地统计出被屠杀的人数，以强调学术严谨的重要性。

客观上，她讲的这席话，确实反应了目前在研究日本当初犯下的南京大屠杀滔天大罪时，所面临的不同数据来源困境。 

首先，我们看一下中方一般引用的数据来源

• 1946年2月，首都 （即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奉令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的调查结果是被日军屠杀的数字有295517名。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说法是日本占领南京的六周内，被杀害的总数超过20万人，殡葬行业的尸体掩埋数量就有15.5万具。这个还只是六周内的不完全统计。判决书中还说明（20万人）这个数字不包括日军焚尸和抛入长江的尸体。
•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统计，被杀害的人数合计约30万。

其次，我们看中国官方以外的数据：

• 费正清等人编著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的描述是“日本军队干出了这场战争中最可耻的一件事——‘南京大屠杀’。在 7 周的暴行中，至少有 42000 名中国人被残忍地杀害”。（这一段据称是劳埃德·伊士曼撰写）剑桥中国史使用的是至少4.2万人。
• 日本历史学家笠原德志 （Tokushi Kasahara）估计被屠杀人数接近20万。
• 日本军事历史学家山本正弘 (Masahiro Yamamoto)认为这个数字是43000。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非官方的来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不同数据的存在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不管数字的大小，一般历史学上都承认并且也谴责日本在南京实施的大屠杀暴行。

举报与接近真相

而在目前中国“小粉红”群体和官方中有一种说法，就是被屠杀的数字必须跟30万人吻合，否则就是否定日本的南京大屠杀罪行。真不知，像费正清这样的学者如果碰到如上那些“绝对掌握真理和真相“的人会出现怎样的场景。在此，笔者当然也清楚，日本对二战罪行的认知是有值得世人（不仅是中国人）批评和谴责之处，这个问题我们从日本处理韩国慰安妇问题就能看出。但一个在中国学校讲历史的教师，难道把数据来源的困境给学生摆明，难道也成了一种罪行？而《人民日报》和央视等官媒则在16日发声，斥责该名讲师“质疑历史真相，枉为人师”、“无知无德怎配指导下一代”。 正是在官方舆论压力下，学校对宋讲师做出了快速且无人情的处理，这里细节就不重复了。 

延伸阅读：教授遭举报违国安法 香港还有学术自由吗？

顺便提一下，别说有正气的学者，就连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这个时候也看不下去了，前几天他发文提出，举报以及相关处理都应尽量在校园内部解决，不应轻易捅到舆论场上。胡锡进同时在微博发文还称：“学生举报老师，这个现象争议很大，也确实敏感”。他写到：“但近段时间，一些教师希望校园里的气氛能宽松些，他们对举报有抵触情绪，也是一种实情”。 胡锡进得出的结论是，校方要有勇气依规依法公正处理每一起举报，“该保护的学术空间必须保护，该纠正的个别教师错误教学和错误价值导向必须纠正”。

“学术空间“何在？ 

这点大家都明白，作为官方名人的胡锡进，在这个时候说话必须是隐晦的。很可惜，他并没有表明，什么样的空间才是“该保护的学术空间“，但他的言论，确实反映了中国大学教师尤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教师们对当前威权制度的不满和畏惧。目前这种只能由一种声音主导的意识形态，跟大家崇尚的真正一流大学的宽容精神毫无关联。而且，这种状态在近十年内得到很大层度上的强化。在今年11月，湖南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剑因一句“日本人精益求精”被学生举报，被校方调到图书馆工作，加之现在的宋老师事件，不禁使人感觉在体验又一场文革。

在一个“七个不要讲“（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的环境下，在一个有学生信息员制度、以“举报”为荣的大学氛围中，真不知道，至少在社科和人文专业，中国的大学要凭什么跻身“世界一流”？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德国之声致力于为您提供客观中立的新闻报导，以及展现多种角度的评论分析。 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 2021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并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