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1989年革命后的失望从何而来？

（德国之声中文网）三十年后，东欧历史上最为和平的一系列革命似乎成为了彻底的失望之作。

对于左翼而言，转型已经走得太远，所摧毁的不但是独裁体制，也包括平等、道德和国家本身。而对右翼来说，转型就是一场骗局，因为它是由从前的共产党人推动展开，目的是将他们的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资产。

普遍存在的不满让新的民粹主义者几乎在所有后社会主义国家攫取权力，他们反对欧洲价值、挑战自由民主体制、奉行黑社会手段并与宗教极端主义者眉来眼去。

而这又反过来让西欧人大失所望：许多人对于曾经一度颇为令人赞叹的欧盟东扩感到懊悔不已。

本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进程，现在却前景黯淡，许多原因造成了这一现象。一些人认为，这是往往伴随经济增长而产生的不平等现象增加。1989年之前，不平等还是以隐藏的特权和地位的形式存在，而现在却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还有一些人在国家迅速对全球竞争打开大门后开始感到不安，或者愤怒。因为他们光荣的国家看上去似乎消失在全球化的迷雾之中。观察家们写道，在反对移民的政治动员之下，潜藏了对于人口外迁的恐惧。在共产政权的边界铁丝网倒塌之后，东欧最为年轻活跃的人口正在被逐渐掏空（在拉脱维亚和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年轻人口流失比例i经高达20%）。

也许还有其他一种解释。人们的失望可能来自于对于共产统治的误解，将其想象为一种绝对控制体系，冠以"极权主义"的名称。

政治的独裁，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

事实上，共产政权的独裁手法是对于意识形态表层之下的绝对混乱状态的一种弥补。用政治独裁来补偿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无政府状态。HBO不久前推出的连续剧"切尔诺贝利"就是对这种体系的低效率所做出的明确提醒：在史上最严重核灾难发生之时，没人承担责任，没人采取行动。

这并不是某个人的心理特性所造成的，而是整个系统的结构性问题。废除私有制，取消人们通过选举获得领导职位的合法途径，这都让社会实际上已经处于无法治理的状态。在这些现代社会中，"破坏分子"会因为没有完成任务而被投入大牢；在秋收时刻，需要动员免费的大学生劳力来帮助收割。这种体制甚至要求民众为了修理核电站而在和平年代牺牲生命。

也许听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共产主义社会在某些方面确实比他们的西方竞争者更为自由。工人可以自由地从工厂里偷东西，厂长可以自由地提拔他的侄子，员工可以自由地通过举报同事的方式报复对方。人们如何才能幸存于这样的制度下？只有适应，用更小的个人混乱来抵御体制所带来的混乱。就像当时人们常说的："我假装上班干活，他假装付我工资"。

"布鲁塞尔的共产党！"

牢记这些共产主义制度的深层特征（混乱、志愿主义者、不可治理性）之后，让我们再回到1989年革命的话题。对于自由的激情催动了革命，但结果证明，革命所带来的是对于各自社会的更好控制。德国哲学家海格尔也许会把这一矛盾称为"理性的诡计"。

想象一下，有人告诉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战胜共产主义之后，他们的工厂会被私有化，他们中的90%被解雇。虽然归根结底还是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更好，那些工人现在也拥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尽管如此，他们当时的革命激情肯定被会失望所掩盖。

秩序往往都是由威权政府所营造的，比如在新加坡，有时候甚至是令人厌恶的军人独裁政权，比如在智利。保加利亚人也许会记得曾是异议人士，并成为第一任民选总统的哲柳·哲列夫（Zhelyu Zhelev）所写的一段文字。他认为，在东欧扮演军事独裁角色以确保和平转型的正是欧盟！

我不知道，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想法。但至少它体现出了对于欧盟的暧昧态度：欧盟承诺给予人们自由，但长期而言，却是将规定加诸于民众。"这些布鲁塞尔的共产党！"这是在东欧国家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是的，自由被想象成迅速而无法逆转的行动，激发梦想和激情。但在共产政权倒台之后的社会正常化转型却是一场缓慢、乏味而又痛苦的旅程。

伊瓦略·迪切夫（Ivaylo Ditchev）是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的文化人类学教授。他也曾在德国、法国和美国等其他国家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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