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迷思：重新审视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还未到8月22日，邓小平的百年冥诞，中国和国际社会关于邓小平的评价文章就纷纷出笼，耐人寻味：中共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今年推出一本‘邓小平年谱’；前总理李鹏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罕见地再提89事件；邓小平长女邓林7月28日在中央电视台节目露面，大谈邓的退休问题和废除领导终身制的改革夙愿；军委主席江泽民8月13日在邓小平家乡四川广安为邓铜像揭幕，但无一名邓家亲人在场。

邓小平的遗产：市场经济发展之后

他们此刻的表演不过是“借钟魁打鬼”，从邓公身上各取所需罢了。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和一句“发展是硬道理”，破天荒第一次全面否定了李鹏“三年治理整顿”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江泽民发出了“不改革就下台”的威胁，从而重新启动了赵紫阳在80年代曾经推崇、却为89枪声中断的中国市场自由化改革。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从此连续15年保持高度增长，从这点来看，邓小平对中国的发展确实功不可没。

不仅如此，邓对市场经济发展之后的问题也有预见。官方新版的‘邓小平年谱’还记载了邓小平南巡后在1992年底和翌年的两段讲话，他说，“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

邓小平不幸而言中！在他80年代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20年，标志中国贫富差距的吉尼系数接近世界最高水平，超过0.4，中国城、乡的绝对贫困人口都在增加，普通民众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相对贫困也在恶化，个人和集体的社会抗争也日趋激烈――不得不令人怀疑，即使中国经济继续以极大的能源消耗、环境破坏和社会退化为代价保持年增9%，“蛋糕”越做越大后，“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否越来越远，邓小平主导的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否根本就是一个发展的幻象？

他所担心的由此可能引发的“内战”隐隐出现：在民主缺位下，邓小平时代的人民得实惠换得政权合法性的隐性契约也随着财富增长日益集中而解体；“三个代表”代表的“权贵资本主义”和 胡、江“双主共治”代表的利益集团共谋，似乎也岌岌可危，而代之以在可持续发展方式、政治体制改革、宏观调控政策、军队战略、和反腐败等等国是议题上出现种种激烈争论和政治斗争。结果，经济学理论上标志随经济发展而分配公平逐渐改善的库茨列兹“倒U型曲线”上的拐点，看来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缺乏足够的制度支撑而迟迟不能出现，并逐渐恶化。

邓小平的改革哲学：威权主义最终背弃人民

回顾邓“三起三落”的荣辱一生，重温邓小平正值改革意气风发时于1986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讲话，再对照坊间流传的邓晚年的几个“后悔”，人们很难怀疑邓小平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病的切身痛恨和改革诚意，问题也许就出在邓小平自身的改革哲学。

1989前昙花一现的“新权威主义”其实颇能代表邓小平的改革哲学，邓本人也曾对新加坡式的权威主义政治加自由主义经济的模式颇为欣赏，正是在这基础上产生了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为维护中共政权合法性而不惜一切的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哲学，是邓小平全部政治生涯的核心。

所以，在不择手段维护政权合法性这一信念驱使下，邓小平狂热参与1956-57的“反右”，晚年只是后悔当年的“扩大化”；在7、80年代倡导改革开放的同时，铁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邓小平1993年与其弟邓垦的谈话来解释，就是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政治。这是改革底线，也是他敢于在1989对北京学生和市民的民主运动血腥镇压的原因所在。据他晚年的回忆，毛泽东正是深谙邓坚定的政治忠诚，才在文革初期和末期先后将他与刘少奇和周恩来区别对待，始终拒绝撤销其党籍，为他1974和1978年两次东山再起埋下伏笔。

同样，邓小平在经济领域的实用主义改革思想，无论“猫论”、“先富论”还是“过河论”，仍然是以维护威权政治的合法性为前提，并通过“放权让利”与人民交换。但由于民主的缺失，这一隐性契约没有任何可靠的社会契约机制来保障。这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靠“不争论”和“硬道理”都是无济于事的，无论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也都是致命的：89枪声终结了前后几代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幻想，13年后“三个代表”入宪也彻底消解了新左派伪装已久的“人民性”――普罗大众在邓小平身后再无任何政治力量为之代言，成了经济发展的弃儿，经济增长这块“蛋糕”再大、怎么切都和他们无关了。

邓小平的未竟事业：政治体制改革前途多舛

在这意义上说，中国普通老百姓现在怀念过去是很自然的，胡温新政通过诉诸法治和毛泽东路线而重建其政治合法性也大概是避免重蹈前苏联安德罗波夫改革命运的唯一选择。问题在于其“亲民”路线从长远来说也许将促成社会分配正义的部分恢复，比如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健全法治逐渐挽回消失中的政权合法性，但在近期内这一路线却意味着其保证经济软着陆的“宏观调控”必然触及保守集团根本利益，意味着要说服中国的官僚集团从发展幻觉中清醒过来，告别贪腐，重新蓄积改革动力。这一切在后邓时代的陈旧政治体制框架内又谈何容易！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经让中国深深卷入世界政经体系。虽然全球化浪潮模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边界，但在东亚，因为高度竞争、资源紧张和冷战格局的继续，宛如回到20世纪初民族国家间的地缘政治时代――只有内含民主制度的民族国家才能够生存。

但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似乎不堪引领中国再造民族国家的政改重任。中国执政集团的“三个代表”向世界宣称放弃社会公平追求、放弃人民支持；同时因为党的利益不仅超越人民的利益也超越国家的利益，因此不仅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无法进行国家层次的政治改革，而且从现实上也因为解决不了邓小平尚无可奈何的“领导终身制”问题。任何重大改革只能寄希望于代际间的更替，比如毛的百年之后才可能有邓的改革，而这一交替周期又极不确定，中国可能因此最终丧失政治再造、转变为一个真正民族国家的机会。

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