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恶明特菲林 投奔资本主义中国

看上去，恩德雷斯厌恶得都快要吐了，脸上的表情就好像是吃了臭鱼烂虾。他一字一顿地说出“明特菲林”这个名字，然后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逃离明特菲林－避难中国

恩德雷斯是德国北部的中型企业飞煌（Friwo）公司的董事长。现在，他坐在飞煌公司的深圳办公室，刚刚兴高采烈地向记者介绍了中国这个雇主天堂的种种好处，但却不禁短暂地想到了他自己的国家，脑中闪过电视上时不时出现的有关德国的画面。对他来说，“明特菲林”，是德国所有那些盲目、固执心态的代名词。要想逃离这种心态，就必须远逃，运气好的，就落到了中国。

明特菲林是德国社民党的现任主席。社民党传统上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会势力强大、工人待遇优厚、社会保障较好等德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所以形成，和社民党的历年努力息息相关。近年来，鉴于全球化的发展和德国经济的不景气，德国企业界要求削弱员工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明特菲林是社民党中抵制这一呼声的前沿代表。

“明特菲林应该到这儿来一下”，恩德雷斯说。这位德国老板刚刚把他的办公室和他自己的家迁到深圳。“他应该见识一下这儿的情况，或许他会理解，国际现实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恩德雷斯的办公室窗外，是年轻女工的宿舍楼。这些女工以每小时4元人民币（差不多相当于40欧分）的报酬组装电子元件。恩德雷斯来中国的时间还不长，他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令他有摆脱枷锁的感觉，摆脱明特菲林者们加给德国的枷锁。中国的报酬低、环保法律不严、工人的积极性高昂、港口和机场的建设完美……，甚至在以水泥灰色为主的工业城市深圳也有商务贵宾室，可以宽带上网。

暖风把阵阵尘土刮过深圳的街道。大轿车的喇叭声声，车上满载从乡下招来的便宜女工。或许人们会想，这些可怜的女孩儿。但她们自己并不叫苦，她们勤奋地焊线，她们挣的钱比她们的父母还多，她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你必须得费尽口舌说她们是受害者，她们可能才会产生一丝这样的念头。她们在东南沿海地区大城市里同样也不富裕的兄弟姐妹们，25岁就掌握了3门语言，外带计算机语言，以行动向外来者显示，地球转得有多快。一切的一切，看上去就好像是中国正在奔向一种无以名状的、和西方思维模式完全脱节的现代化。

“我这种人很快就多余了”

深圳可以看作是全球化经济淘金者的根据地：洗衣机、吸尘器、文胸，什么都可以做。深圳经济的年增长率可高达20％。供淘金者歇息的沙龙、酒店，名字响亮，带着五个星。深圳的发展，20年前就开始了。那时，还没有人惊叹中国的经济。当时，和深圳相邻的香港，对投资者来说变得太贵了。

那时来深圳投资的企业家，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他们只在深圳找可以把他们知道的东西组装到一起的工人。这是一些世界经济殖民者。他们在酒店的酒吧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做着市场霸权的美梦。经济特区深圳看来是实现这一美梦的理想之地。今天还是这样。深圳的特点还是便宜、混乱。但谁如果以为，他可以在深圳看到中国的21世纪发展走向，那他就错了。

当西方集团公司发现中国也是一个大市场的时候，只能容忍顺从的翻译在身边的殖民者便不中用了。谁如果看上了那潜在的13亿顾客，谁就需要可靠的中国帮手：商人、工程师、建筑设计师、项目主管，还有传递贿金的、收买官员的。很久以来人们就知道怎么和中国人一起生产手机，但却不知道怎么为中国人生产手机。要想结合两者，就需要德中合作，成立所谓的合资企业。然后，西方公司开始把年轻的经理派到中国的分公司，这些人愿意和中国人分享办公室，分享知识，把公司的一些重要职务交给中国人承担。几年后，他们发现，这些勤奋好学得令人惊异的中国人开始拷贝技术专利，做起了自己的生意。

“我这种人很快就多余了”，在上海工作的一名德国厂长说，“一个中国人可能就能代替我”。如今，中国培养了许多出色的大学毕业生，说着流利的英语，在跨国企业飞黄腾达。这些本地精英也可以领导外国企业。在深圳起步的经济发展，沿着沿海地区上上下下地延伸。先是聚集上海，然后向其南、其北扩展开来。中国政府不断以新的、刚开发的工业区吸引投资者。人们只需要沿着新设的高压电线架走一遭，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在回答“过去什么更好”这个德国人问的问题时，很乐意地说：“今天所有的都更好。”

无论你在什么办公时间去上海的德国工商总会（简称DIHK），你的感觉总像是在六和彩抽彩前走进彩票店。只是，谁要想一起玩儿，谁就得系好领带，提好公文箱，乘坐电梯，坐到一栋反光玻璃大厦的高层。最好是事先约好时间，否则的话你可能得等上几天，才能和一位咨询员打上照面。每位咨询员要负责一大批德国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只有一个愿望：在中国找个车间。当然还需要些许可，请速办……。

这些坐在椅子上像小孩子一样急不可待、左顾右盼的德国企业家，看上去和在德国电视脱口秀上声声抱怨德国工资附加费用太高的企业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你甚至可以以为，这些人在飞往中国的历时10个小时的飞行中脱胎换骨了。乘飞机回欧洲，中国也还会跟着你。“您在哪家公司工作？”邻座的一位年轻的中国人问道。“在一家德国报社。”这位中国人沉默片刻，然后压低声音，就好像他要给你出个友好的主意：“考虑考虑，为什么不到中国办您的报纸呢？这儿什么都便宜得多，我可以帮您找个车间。”（施彦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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