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3週年专访廖亦武：一本书对抗一个国家

（德国之声中文网）“这雨下得好大。”诗人撑伞挤入车辆后座，手上还拿著来不及吃完的包子，第一句话就是台湾五月雨不停的梅雨气候。后来在屋里访谈，问他，旅居乌来观山望云，有让你想起故乡吗？他停顿了几秒后回：“这个气候跟四川有点像，湿热湿热的、那个黏糊糊的气。”再问流亡者如今家何在？他说，妻小都在柏林，那里已然是家。

廖亦武，1958年生于中国四川盐亭县，是诗人、作家，也是“六四”见证者。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原本对政治冷感的廖亦武愤怒写下〈大屠杀〉长诗，朗诵的录音磁带传播至中国多座城市。后来他因诗遭罪，入狱4年，期间两度尝试自杀。2011年后抵达德国，长年流亡海外。

“六四”之后，他长年以笔批判中国，是中国最不待见的异议作家之一，在西方世界却屡获殊荣。1995年、2003年两度获得美国“赫尔曼-哈米特人权写作奖”，2012年获颁德国人文最高奖“书业和平奖”，是史上第一位获奖的中国人。

今年4月廖亦武拿到台湾外交部奖学金来台进行写作计画，住在云雾缭绕的温泉乡乌来，与老友贝岭比邻。即将64岁的他，向我们侃侃而谈。

德国之声：六四33週年，您在台湾会怎么纪念？

廖亦武：那天（晚上）6到7点，配合贝岭（出版我的）诗集活动会有一个影片，就是〈二次屠杀〉——写香港的屠杀，是继天安门大屠杀后的第二次屠杀——的一个诗歌朗诵纪录片。我还会现场朗读〈大屠杀〉这个诗歌。

6月5号，我会和允晨出版商推出《武汉》（Wuhan: Dokumentarroma）的中文版。《武汉》德文版1月26号发表之后，几乎德国所有的媒体、德语区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大概两个多星期就卖了15000多册。它既谈了病毒是怎麽样来的，也谈了一个人，他为什麽在病毒期间回不了家，是一个记录小说。也谈了中国的监控，也谈到个人只要是被监控了，最终如果是你议论了病毒从哪里来，那麽你最终的命运就是失踪。 

中文出版社他们用了台北前文化局长谢小韫为这本书想的一句广告词，就叫“一书对一国”，意思就是说用一本书去对抗一个国家， 这个也是我一直的宗旨。 我一直都是这麽一个作家，对抗独裁的方式——一本书对抗一个国家。 

德国之声：您年轻时迷恋美国“垮掉的一代”，后来心态为什么有变化？

廖亦武：“垮掉的一代”有一本名著叫《在路上》，这个可能你们都知道。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受台湾文化影响，比如邓丽君，几乎风靡全中国，也引进了大量的台湾的诗人，痖弦、纪弦、郑愁予、余光中、商禽老一辈的那些人；我们当时是很少的那一部分人，我们通过也是地下的渠道，接触到金斯伯格的《嚎叫》、也读了《在路上》，了解到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 

我当时接触到第一个老外——我们当时是一个小城——就叫戴迈河（Michael Martin Day）， 就是这本诗集（《屠城：廖亦武诗选》）的翻译者。 他到我们家，当时带了一个小盒子， 我当时不知道那个就是大麻的菸丝。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嬉皮士，就在那儿边喝酒边跟我们，在我家住了十几天。我就隐隐约约觉得它有一种吸引力，因为我老是跑来跑去，都不知道干什麽，但是那个可能就是精神上的一种毒瘾吧。

那个时候有一个地下流传的磁带，一面是金斯伯格他亲自朗读的《嚎叫》，一面是庞德的朗诵，一面大鼓“锵”地开始，当时觉得很厉害。

我当时是很有名的诗人，得过20多个国家的诗歌奖，但是我心里面就向往那种生活，当时面向的当然是朦胧诗啊，但是我们就是很小的一部分。包括后来1989年发生的学潮，我们当时是在北京，但是我们就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有好几个诗人都在北京，我们就是号称不参加群众运动、就是瞧不起这些游行的人。

1989年6月1号，戴迈河到我的家里来，他就带了一个收音机，天天都在直播。后来从那声音听到枪响、惨叫这些，然后那个坦克的声音、那些西方记者在那拍摄，我还听到一个西方记者被打中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枪响，正儿八经的枪响，然后在“六四”那天淩晨，朗诵了这个〈大屠杀〉。

德国之声：是4号而不是3号吗？

廖亦武：4号凌晨，但是我以为是3号，所以就是说“六三惨案”其实已经是4号凌晨了。在四川的家里，和后来成为很有名的汉学家（戴迈河）他在帮助我，还有另外一个诗人，我们弄的〈大屠杀〉，后来这个磁带传播到20多个城市，很多人翻录过。

到要判决我那天，好像两个警察提了一个很大的筐子，里面全都是各个地方收缴的那个磁带。当时那个法官就对我说：你是幸好一年半以后我们才把你给抓住，然后两年零八个月了我们才把你判刑。你当时如果是被抓住的话，你知道你就没命了那时候，如果是戒严部队踹开你的家门。你应该感到很幸运。

德国之声：现在为了什么而写作？

廖亦武：现在还是有这种愤怒的冲动。我也是个时代的录音机，为自己、也为想了解真相的这些读者们而写作。我可能是在西方拥有最大读者群的作者，我觉得愤怒和记忆这是使人健康的一种东西。而且你要确信，只有你是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才能干这个事情，你不能够要求每一个 人、每一个普通人都能。

德国之声：六四33週年，您怎么看心境上面的变化？

廖亦武：我心境，如果你们来看我现场的朗读就知道了，我的愤怒仍然是很年轻的。愤怒它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除，可能有的人会，但我不是这样的人。看过我书的人都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你要用一本书去对抗一个国家，“一书对一国”的话，你的愤怒如果不是永远年轻，那你是做不到的。

愤怒对身体很好，那种压抑才对身体不好，压抑会导致抑郁、导致发疯，但是愤怒，它是一个很健康的东西。 

我在云南采訪一个天主教的修女，我采訪她那一年她已经102岁。她提起当年共产党抢夺了他们的教堂、赶走传教士，她一个老太太102岁，愤怒地直跺脚。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愤怒，难道就这么使人长寿吗？愤怒使人有奋斗的目标。结果后来，这个老太太活了107岁。（这写在）在我的《上帝是红色》的那本书。

德国之声：这种愤怒有结束的一天吗？

廖亦武：作家不一样。像一般的人，他有结束的一天；作家他愿意写在书里面，他文字里面会保存这种愤怒。就像我们有些时候看司马迁的著作，看他的《刺客列传》，看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 我们都能看到当年的那个杀气，觉得我们的祖先很了不起。如果没人去写它，这些就消失在时间当中，但正是因为司马迁写了它，这个就保存了下来，所以说愤怒是个很好的题材。

德国之声：六四过了33週年——特别在中国更不允许纪念——对于中国年轻人来讲，也对很多人 来说，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坦克人了，也没听过“六四”，你会想跟中国的年轻人说些什麽？

廖亦武：坦克人站在那儿的时候也是很年轻啊，他很愤怒啊！站在坦克面前。那个其实是中国年轻人最好的一个样板，如果这样的人有万分之一的话，中国就改变了。

我也是，我朗诵〈大屠杀〉的那个时候也非常年轻，但是我去做了。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说你什麽都不想做，那你就是变成奴隶，你就活该。 这不是为别人，这是为你自己，你自己要去拼搏，有的时候是要冒生命危险。生命不在于长短，在于他有价值。 

德国之声：听起来，您对中国年轻人是不是有点失望？

廖亦武：我觉得是那种勇气在退化，因为这麽大的封城、封闭，从武汉封城一下子就封了800多万人在家里，到上海封城2400多万人，它都能够很顺利。

年轻人现在都是想跑路，但是在西方如果你要融合下来，我是知道这些在西方的处境，各国的流亡者都很多，各个国家的年轻人——特别是在柏林——就是很多的。那麽你要在那个地方、在别的国家又要奋斗，还是挺不容易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年轻时代的那个经验，也不一定这么要求每个人吧。

德国之声：会害怕“六四”被逐渐遗忘吗？在中国的这种控制之下。

廖亦武：但是有一天在我的书里面，你能够看到。比如说《子弹鸦片》那本书，有那些所谓“六四 暴徒”讲述他们生活的变迁。他们当时一生当中最辉煌的那个时刻，就是去反抗，反抗坦克、反抗军队。就是年轻人，直到他们老年回忆这个的时候，他们也觉得那是他人生最辉煌的一个时刻；也有丁子霖、“天安门母亲”搜集的死难者的名单，也有他们的讲述》那麽就说，即使所有人都被遗忘了，但是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作家的书里面查到这些。从《六四・我的证词》、从《子弹鸦片》这一系列当中查到这些东西。

所以说一个作家总是用他的书籍在对抗独裁。可能如果是以前的作家，他有一些理由， 就是描写一种内心的黑暗，揭露人性当中的种种东西，那麽我这种内心的、见证型的作家，就是用他的书籍在对抗独裁的政权。 

德国之声：从2011年流亡到德国开始，为什麽是德国？您认为德国人是怎麽看待中国异议人士？

廖亦武：我当时其实没把我看成一个异议人士，我当时逃出来的时候也觉得德语比较难学，可能英语要好一点。我从“九一一”的前夕就到了美国，待了两个多月， 那时候是推销《上帝是红色的》那本书的英文版。我在美国两个多月，大概进了上百个教堂，把一辈子的祷告全做完了。

之后我又去澳大利亚，然后也到了台湾，那个时候蔡英文和马英九正在选战。我是2012年1月元旦、第一次到的台湾。那时就在台湾待了两个多月。后来是因为德国两次把我给找回去。第一次是我正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们出版社跟我来电话， 说你得了“绍尔兄妹奖” ，是在德国一个相当重要的奖项，你必须要回来领奖。我当时说实在话，还孤陋寡闻不知道这个奖这麽重要，但是我就回去了，当时是赫塔米勒致的词， 我一看，评价那麽高，我当时都是非常地震惊。

然后出版社的编辑当时告诉我，你的书上了《明镜周刊》的排行榜，第七、还是第八，两个多星期卖了23000多本，就是《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他说，这样一来你就变得很有钱了。我当时还是没有动摇我的决心，我还是继续到一个说英文的国家。

人的执念比较固执，是后来我在台湾的时候，第一是德国的DAAD，就是国家学术中心，他们说给我一年的奖学金，有非常好的待遇。他说一个月是€2,500，提供非常大的房子。后来我就回去了嘛。无论如何，我不会德语，我也要再去住。结果就在DAAD期间，我就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 那年发行的《子弹鸦片》，那个时候我就成了好像一夜之间全都知道的那麽一种人。

德国之声：您觉得德国人怎麽看待“六四”事件？

廖亦武：“六四”事件我在德国“书业和平奖”的授奖词，德国之声全文登载过中文，叫“这个帝国必须分裂”。当时那个题目连德国总统高克都吓了一跳，当时楞了一下。从枪杀一个9岁的孩子开始，能对那麽小的孩子开枪，这个国家就没有合法性。一个非法的国家、非法的帝国持续了这麽多年，所以说它必须要分裂成很多、很多国家，以免对这个全人类造成伤害。 

但现在这个完全成为一种现实了，中国的未来就是必须要分裂，才不会给台湾、给其他周边的国家、给整个全人类造成危害。如果它是一个统一的帝国的话，现在叫“病毒帝国”我叫它， 现在大家和我都看到了。

幸好现在乌克兰人还比较厉害，要不是的话，台湾就危险得很。两个大独裁者会联起手来。如果是俄罗斯和普京轻而易举地吞并了乌克兰，全世界也没有什麽作为的话，下 一步共产党打台湾很容易的。

德国之声：如果中国政府有机会邀请您回去，您会去吗？如果它说，我们保证平平安安让您回去探望。

廖亦武：我出来的时候，曾经在美国、然后在澳大利亚、德国都有新华社分会的社长和我谈话，说保证我的安全，让我回去，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他们。正是因为我永远都不相信他们，所以今天才能够站著坐在这儿接受你的采訪。

德国之声：接下来有什么计画？会有想退休的一天吗？

廖亦武：我接下来的计划还是写作出版、出版写书，这个就是做了一个作家的工作。作家有什麽退休的。哪里有退休的作家，你给我举一个例子（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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