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主宾国参展，为何如此难产？

“在中国，个人空间得到所谓扩大之时，监督机构也随之产生，其任务是防止党失去控制的权力。书籍市场也一样：乍看起来，中国书籍的多样化与西方几乎没有差别，总之与以前的单一文化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今天，许多书籍由私营厂家严格按照市场原则生产。但任何书要想销售，必须获得国家出版部门发给的书号。出版社必须把书名和内容介绍呈交新闻出版署，涉及政界领导人、军队、宗教和现代历史等敏感题材时要交全文，由可靠的离退休干部评阅。如某一出版社呈交的书样有太多不受欢迎的题材，第二年它得到的书号就会减少。这样形成的公众出版业虽然经营的每个细节都与开放社会的出版业无异，但它却不能涉及可能危及当权者和国家形象的内容。

迄今为止，在对外政治和文化接触中，中国执行的就是这种掩饰现实的政策。不久前，中国外交官在柏林与欧盟进行法制对话时拂袖而去，因为有北京视为‘反华’的人权组织要参加。2004年巴黎书展把中国列为重点，中国利用文化外交达到了不邀请生活在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高行健的目的。

但这次在法兰克福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十年来，双方谈判争论的要点是如何解释公众出版业。法兰克福书展坚持的立场是，出版社可以在德国法律的范围内邀请它想邀请的所有作家，不管是高行健这样流亡国外的批评家、抒情诗人北岛，还是达赖喇嘛。”

南德意志报注意到，中国兴旺的书籍市场对德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中国是“购买德国书籍版权的最大客户之一，尤其德国的青少年书籍很受欢迎。”马格德堡人民之声报则从这一角度谈到中国的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

“两年后，中国这个崛起的经济巨人作为主宾国在法兰克福参加世界最大的书展时，它希望自己的文学在欧洲获得赞赏。但法兰克福不仅要成为中国的跳板，德国的大出版社也在盯着亚洲繁荣的书籍市场。2005年和2006年，韩国和印度先后成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绝非偶然，它们像中国一样，也是购买德国版权的主要国家。但法兰克福不只是进行商务谈判和签订合同的地方，它更是辩论文化政策的平台。对于侵犯人权和压制新闻自由的中国来说，这一辩论尤为重要。书展不应该排除中国不喜欢谈的话题，这样这才有利于加强书展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