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十年核风云变幻

国际原子能机构成为今年国际政坛频繁出现的关键字。只要出现有关核争议的问题，有迹象显示有人在密谋制造核武器，这个位于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会出现在那里。这一点赢得了世界上的广泛赞誉，甚至包括那些受到原子能机构检查的国家也对此表示认可。2005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该机构总干事，埃及人巴拉迪，以表彰其为世界和平做出的努力。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当年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的一次讲话，那一天是1953年12月8日，“核时代的发展速度如此迅猛，以至我们每个公民都必须至少了解核时代发展的规模，以及它对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如果人们希望用一种睿智的方法寻找和平的话，首先必须认清当今人类生存中最关键的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八年，也是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的第八年，前苏联进行首次核试验后的第四年，整个世界面临着未知的，极其危险的未来。此时的原子弹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相比，威力已经提高了25倍。西方国家中，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掌握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与之相对的就是前苏联。各国之间的核竞赛让世界笼罩在一片核危机的愁云惨雾之中。

但同时人们也知道，在核能的和平利用方面，人们同样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和平利用核能的设想，“美国要做的不仅限于削减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材料。仅仅从士兵手中夺下他们的武器是不够的，化剑为犁才是解决问题之道。美国深知，如果这些破坏力巨大，令人望而生畏的核能用于和平目的，其发挥出来的能量也是同样令人惊叹的，受益的将是整个人类。美国深信，核能的和平利用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已经被证实的事实。核能可以用于和平，就在今天，就在现在。”

每个人都清楚，此时必须与时间赛跑。为了发展核能的潜力并加以和平利用，艾森豪威尔设计了一个让联合国负责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事务，包括核能的和平利用的机制。

他要求成立一个在联合国领导下的核能机构，由它负责可裂变的核原料的保存，储运和用于和平利用目的的发放。

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过去10个月之后，有81个国家一致同意成立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在1957年的7月29日正式开始了工作。机构所在地为维也纳。但是世界政治格局，尤其是东西方的对峙局面在那个时候变得更加尖锐。这种剑拔弩张的局面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开始一直持续到80年代美苏原则上同意在核裁军问题上相互接近为止。

那时，两国已经向其他几十个国家提供了核技术，现在这些核技术必须逐步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接管。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检查相关国家是否遵守了核不扩散协定，但那些声明不需要国际原子能机构援助的国家则不在被检查之列。检查的重点还是那些老牌核国家，如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

国际原子能机构不仅是核力量的守护神，它同时也负责将民用核技术带到发展中国家去。机构副总干事布卡特教授说：“很清楚，从一开始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担负着这两项使命。不是用在战争，而是把核能用于和平发展上，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发展上。这里尤其指医学，疾病诊断，核医学，用于杀死癌细胞的化疗等。在农业上，水利灌溉，工业领域，核能都有着广泛的应用，我们正试图将这些技术从发达的工业国如德国，美国，日本引进到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引进核技术方面硕果累累，但是它的另外一个使命，削减核武器，则困难重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不久，人们就在努力寻找有效削减现有核武器以及阻止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外流的办法。1970年3月，核不扩散条约生效，189个成员国宣誓不发展、不购买、不传播核武器。

核不扩散条约规定，只有在1967年之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才是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当时符合这一规定的只有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但以色列是个特例。在五十年代末期，以色列就很可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但是一直未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类似的国家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如果这三个国家希望加入核不扩散条约，那么他们必须放弃核武器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这一被称为保障协议制度的条款与1971年正式生效。

这一条款在这些年当中也经历了变化，保障协议部门的主管，美国人吉尔科丽说：“保障协议制度在过去的10多年里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是对方申报核材料的储藏之地，我们只是按照申报内容进行核实。而现在我们把整个对象国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对该国进行最彻底的核查，不仅检查这个国家已经和正在做什么，还要了解它计划在未来做什么。我们不仅会核实这个国家的申报是否正确，还会检查它是否全面，看看他们是否把计划完完全全的告诉了国际原子能机构。”

为了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核不扩散条约还有一个附加条款。这一条款要求和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必须保证核查人员有权自由地，无须通报地检查该国的核设施。另外一项重要的内容是相关各国必须对原子能机构的工作提供全面配合，而这一点在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的核危机中并未得到全面落实。

近10年来，人们一直在对伊拉克的设施进行核查，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是最近几年出现的问题，即核材料和核技术的秘密流通。目前为止，我们只能依靠公开的，官方的信息渠道，但我相信，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地方的，或者政府层面之外的一个组织在运作核材料和技术的买卖，对此我们必须采用新的技术，新的核查模式进行处理。”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人员几乎成了国际警察部队，虽然从经费上看并不能支持他们的这种做法。塔利科拉乌夫负责外部事物和经费，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是由成员国资助的。现在有144个成员国，他们被按照国家经济实力分成不同等级。我们的财政预算是3亿多美元，低于同在维也纳的国际刑警组织。3亿1700万美元中的1亿2000万用于核查工作，我们要在大约100个国家里展开核查。1亿2000万美元，我听说还不如欧洲较大的足球俱乐部的预算。”

除了经费捉襟见肘外，政治上保持中立也不是容易的事情。那些传统核大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内位高权重，不免会对原子能机构的工作施加政治影响。

在牵扯到别的国家的时候，权衡政治利益也成为原子能机构决议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比如在伊拉克，朝鲜和伊朗的问题上。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和华盛顿方面意见不一。白宫方面的态度经常是明确而强硬，而来自维也纳方面的态度则要温和一些，国际原子能机构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谈判，核查已经耐心来解决问题。

除此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是较好的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包括在一个国家是否应该可以利用核能这样的问题上，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表现了较好的独立性。该机构副总干事布卡特教授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不会像别的国家推荐或者劝阻使用核能，在德国是否应该退出核能这一问题上，该机构也没有表示出明确的立场，“在过去的10到20年间，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了相当的中立态度。我们有这么多成员国，不仅是德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推广核能的机构，但如果一个国家决定建设核电站，我们则会上前提供支持。我们支持成员国安全的引入核技术，安全的是使用和技术，当然也包括安全的退出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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