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后首例 谭得志煽惑罪判囚40个月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知名社运人士谭得志，因为发表煽动文字、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週三（4月20日）被法庭判入狱40个月，罚款5000港元。

49岁的谭得志是民主派政团人民力量前副主席，长年活跃于社会运动和示威，也曾参选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他的脸书专页发文指会提出上诉，因为其判罪影响香港人的言论自由。

控方控罪指他在2020年1月至7月期间，多次在香港各区设置街站和举办抗疫讲座，叫喊或展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五大诉求”“解散警队”等口号，以言语辱骂警察，手持印有批评港区国安法、警察滥捕、限聚令字眼的单张。他在同年被捕，一年多以来一直被拒绝保释还柙至今。

谭得志本身被起诉14项控罪，最终其中11项控罪罪名成立，包括：7项发表煽动文字罪、1项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1项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1项拒绝遵从获授权人员作出的命令罪。相关罪名指谭得志意图引起对中国及特区政府的憎恨或藐视，或怂恿他人不守法。

审讯期间，辩方提出《基本法》保障言论自由作为抗辩理由，争论煽动罪在现今时化下的合宪性；并指谭得志只是作出言语批评，没有暴力元素。而控方则在庭上表示，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为最高领导地位的言论，即否定一国两制的建制根基，可被视作挑战宪制秩序，属于违法。

案件由区域法院法官陈广池审理，他本身亦是国安法指定法官。他在判词中反驳辩方有关自由和人权保障的理据，称谭得志所言是“巿井之徒的无边谩骂”。法官批评，谭得志称要打击建制派是为了私利，即参选进入立法会，让他“用政府钱打击政府”，加强一己政治势力。法官在裁决时指，谭得志在民主派初选期间，发表藐视国安法及谩骂亲中人士的言论，都构成定罪元素。

法官裁定他11项罪名都没有减刑因素，而部分罪行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以及被告保释期间发生，属于加刑因素，须判处具阻吓力的刑罚。

被指“口袋罪” 学者：定义较国安法更阔

煽动罪由港英殖民政府在1938年订立，上年纪中叶曾用于控告《大公报》导致其短暂停刊，六七暴动时亦有人因派反英传单而被囚。但是自七十年代起，港英政府再没有使用煽动罪。直至2020年，港府相隔半世纪后重用煽动罪，至今起码25人因此被捕或起诉。当中包括区议员、社运人士、新闻工作者、工会，涉案言论除了有关政治和时事评论，也有食店店主和个别民众因为批评防疫政策而被控。谭得志案是主权移交后，首宗被定罪的案例。

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中心香港法学人黎恩灏指，谭得志单就煽动文字控罪已获刑21个月，接近该罪行的最高刑期，反映量刑相当严苛。他向德国之声表示：“从人权角度来说，完全违反了保障言论自由的原意和規范。”他分析判词，指很多判刑理由都十分主观，反映煽动罪的定义模糊和宽阔，入罪机会门槛低。“例如谭得志部分言论只是批评香港警队，不直接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也同样用以入罪，会令定义愈来愈宽，甚至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论都可构成危害国安。”

香港在九十年代通过人权法案，主权移交前，法律界曾经提出废除煽动罪。而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香港主权移交后，多次关注煽动罪定义过份笼统，促请港府修例以符合《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于2020年致函中国政府，指煽动罪引发以言入罪的问题。港府则反驳，否认该罪压制公民权利。

黎恩灏指，煽动罪在英殖时代已经是“口袋罪名”，用来针对反导英政府的言论；但随著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增强，当局顾忌该罪行可能受司法覆核挑战而不再使用。可是，港区国安法改变了这个制衡机制。终审法院已经裁定，即使不属国安法范圍的刑事罪行，只要其涉及“危害国安”元素，都照样适用国安法各项原则。

黎恩灏认为，这个缺口导致言论自由的宪制保障，难以在庭上成为凌驾“国安”的抗辩理据。而相比国安法罪行，煽动罪是更易把异议人士定罪的工具，令它的使用频密有增加趋势，也会加剧社会的寒蝉效应。他认为：“无论你认为香港法庭是否独立，实际上，法庭以刑事监禁惩罚纯粹的表达自由，反映香港司法系统已经无法保障市民的基本人权和政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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