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五年后：德国对美国支援有限

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德国联邦总理施罗德向美国保证给予“无限支援”。这一许诺尤为重要，因为后来不久显示出来的情况表明，德国与这一事件有关：进行恐怖袭击的三名凶犯此前曾自由自在地居住在汉堡。

德国没有发生过这样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所以德国人也没有特别受到威胁的感受。2006年8月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德国人最害怕减少社会保障待遇的和失业。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担心会遭到恐怖袭击，大大少于害怕气候变化的德国人。

守卫在兴都库什山脉

人们喜欢说，德国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所以获得了表面上的安全。施罗德政府做出的这一决定深得人心，从而赢得了联邦议院2004年大选。德国为退出“志愿国联盟”付出了德美关系一时冰冻的代价，但却提升了德国外交声音的分量，这尤其体现在德国士兵在其它地区参加的反恐斗争上，他们因而成了伊斯兰主义分子的攻击目标。“九一一”之前，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德国联邦国防军会多年驻扎在阿富汗和非洲之角。正如前国防部长施罗鲁克所说，现在德国士兵驻扎在兴都库什山脉，也是保卫德国自己。德国国内只有少数政治边缘力量反对这一做法。

直到2006年8月，科布伦茨和多特蒙德发现提箱炸弹的事件表明，德国表面的安全是一种错觉。这两列短途列车之所以没有发生灾难，是因为引信装置不当，完全是侥幸。当局此前对这一爆炸计划一无所知。对德国的反恐措施来说，这绝不是一份好的成绩单。

有关安全漏洞的无稽之谈

恐怖袭击发生五年之后，德国政界仍然在设计明确的安全方案。“九一一”震惊之后，红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内务部长席利竭力满足安全部门的愿望，其中警察和情报部门可以动用社会保障、银行和旅行的数据，对公共和私人场所进行监控、限制社团自由以及对在德国的外国恐怖组织采取打击行动。2005年的空中安全法再次规定，加强了对人员、货物和乘客的检查。但其中也包含了一条允许击落被劫持飞机的条款，以预防性的大规模谋杀防止更大规模的谋杀。但宪法法院宣布，这一条款违反德国基本法。

警方人士说，“九一一”之后的几个月内，只要晚上在部长的门下塞进一份建议，第二天早上这份建议就能变成一份制定法律的倡议书。自由民主党女议员劳伊特豪伊塞•施纳伦贝尔格说：“2001年9月11日以来，德国通过了一系列全套安全法规，可以说，在德国安全方面已没有漏洞。”

这位前联邦司法部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因抗议打击犯罪时国家权限过分扩大愤而辞职，今天她仍然坚决维护个人权利。她说：“这些权利是我们不可放弃的根基，但我们的自由民主体制中，保卫这些权利的人已为数不多了。”

不锋利的德国反恐工具

每当发现恐怖袭击的计划、发生爆炸之后，每次州议会选举之后，总有部门提出新的要求。警察和情报部门要求获得更大权限，加重惩罚力度。按照政府成员的想法，甚至联邦国防军和长期失业者也应投入反恐斗争。

但应该改善的恰恰是其它领域。德国刑事官员联盟主席扬森说：“我们有许多反恐工具，但大多数完全无用。”问题在于合作和协调。“九一一”事件五年后，权限集中和信息交流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进展，“症结”是联邦体制。17个州的宪法保护部门至今没有用于调查恐怖嫌疑分子的共同数据库，因为各州对哪些数据应输入数据库的问题意见不一。德国没有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样有效率的联邦警察部门，正如扬森所说，反恐是37个不同部门的事。新成立的共同反恐中心应把所有部门联合起来，但至今所做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

这一切在国际上使人摇头不已。如果德国内部的信息流动不畅，欧洲和跨大西洋两岸的反恐有效合作看来也绝不可能。

美国惊异地摇头不已

德国的法律裁决在国际上也为人们所不理解，特别在美国看来，法院判决太慢、太法制化、判决太轻。例如，发出欧洲逮捕令被视为违宪，所以西班牙通缉的一名恐怖嫌疑人不得不释放。联邦检察长内姆好不容易促成了对十一名伊斯兰恐怖分子的起诉、对七人做出判决。尤其对属于“九一一”凶犯外围的汉堡小组成员的法庭诉讼旷日持久，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华盛顿邮报等报纸怀疑这一长达数年之久的诉讼最后“是否还能对某人做出判决”。根据联邦检察院的起诉，莫塔沙德因帮助造成三千多人死亡的谋杀及参与恐怖组织被判处15年监禁。但联邦法院又取消了这一判决，被告最后因参与汉堡恐怖活动小组被判处六年。因同样罪名被控告的姆佐迪则宣布无罪释放。

涉嫌参与策划九一一恐怖袭击的姆佐迪在德国被宣布无罪释放

2004年，德国实行新外国人管理法。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极端主义的外国人驱逐出境。政治学家、“大众媒体、移民及其融合”一书作者布特维格说，这表明自“九一一”以后，移民和安全问题已结合在一起。“有关移民的讨论与对恐怖主义和国内安全的讨论相结合。这是一种危险的混合。”

不要排斥穆斯林，应使他们融入社会

自“九一一”袭击事件发生以后，穆斯林强烈谴责他们作为总体受到怀疑，好象每一个伊斯兰教信徒都是潜在大规模杀人犯。对戴头巾、为家族名声谋杀亲人以及外国人融入德国社会等问题进行的讨论有时甚至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但有一点往往被人忽视，也就是专家们的观点：德国穆斯林群体的成分构成恰恰是德国社会相对安全的原因。在德国生活的三百万穆斯林中，四分之三来自政教分离的土耳其，不像英国那样大多来自巴基斯坦或孟加拉国，那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大多了。

对德国穆斯林的总体怀疑、把他们排斥在外只会使他们回归宗教。埃森土耳其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得出结论说，自“九一一”以后，宗教对在德国生活的外国移民的作用大为增强。恐怖问题专家乌尔夫科特认为，当前反恐政策的首要目的是防止德国穆斯林群体的极端化。他说：“我们不能只靠再安装一万个摄像机来对付恐怖主义，我们必须解决根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