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际贸易不是零和游戏”

德国之声：施密特教授，您做德国经济发展观察鉴定委员会的成员已有十年时间，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六年。委员会的成员在德国也被称为经济五贤人。某种程度上，您是德国最智慧的经济学家。德国政府利用您的智慧吗？

施密特：我们这个委员会确实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我们不只做政府的顾问，也是整个政治和社会的顾问。我们的观点和分析让所有人分享，所有的决策人，包括企业家和纳税人。因为我们是独立的，不是政府机器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观点不总是与政治和公众的主流意见一致，这使我们更有价值。当然，我们不是智慧的化身。德国有很多出色的分析和声音。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和政治家在听取各方意见之后可以选择他做出判断的基础。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个委员会是个十分重要的机构。能够在那里服务十年是我的荣幸。

尽管经济五贤人是政府的顾问，但你们不能给政府提建议。是这样吗？

我们的任务是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做出判断，形成自己的立场，并对外表达我们的意见。但我们没有说服任何人接受我们立场的使命。我们要为公众和政治的讨论奠定一个基础。但这也意味着我们不会提出具体的建议，比如我们不会建议最低工资为一小时10欧元。我们更多的是就最低工资在哪个经济景气阶段可能产生的后果做出我们的评估。

您正好说出了关键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从一开始就反对实行覆盖所有行业的最低法定工资。现在德国不仅有了最低工资，它还从今年一月开始上升到每小时9.19欧元。您认为这将给德国就业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在推广最低工资之前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我们曾在年度鉴定中收集了正反两方的意见，并参照了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最低工资，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经常产生的一个负面影响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往往被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不过另一方面，它又提高了其他雇员的收入。每个影响全局的经济政策都会造成赢家和输家。在权衡利弊之后，我们当时建议德国政府不引入最低工资。但政府还是这样做了，当然那是在一个经济十分繁荣的时期。德国就业市场在过去十年里相当稳健，使最低工资的副作用微乎其微。现在经济仍然在增长，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9.19欧元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当初的忧虑仍然存在，那就是：经济走下坡的时候，最低工资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德国有一个运转十分良好的、通过税收和再分配调节的对抗贫困的机制。因此我们很少有相对的贫困，绝对贫困就不用说了。当时我建议与其实行最低工资，不如进一步完善这套机制。不过现在我们有了最低工资，天也塌不下来。

目前德国的失业率是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最低的，同时税收创纪录。成立刚好一周年的大联合政府是否应当在成绩单上得一分（德国学校最好的分数）呢？

我们原则上不给政府打分，因为分数不能反映政府的真实成绩。目前德国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面临艰巨的挑战。政治决策人应对挑战的做法可圈可点，但也有值得批评的地方。比如我们对政府处理欧元危机的做法十分赞同。但政治决策人在国内制定的经济政策并不总是很成功。总之，经济景气不完全是政府的功劳；经济不景气，也不能完全归咎政府。给政府打分意味着它有很大的掌控力，经济发展好坏与它有很直接的关系。现实要复杂得多。这就像我们对经济增长的预估。我们不指望在期待高增长的时候得到表扬。我们是观察者，是传递消息的使者，不能对经济进程施加影响；政府可以施加一定甚至相当程度的影响，但远远不是唯一的因素。

德国经济现在连续第十年增长，但速度明显放缓。这也与国际大环境有关。英国脱欧的未知数以及中美贸易摩擦都给德国经济带来阴影。媒体经常报导说，脱离欧盟将把英国推入深渊。反过来呢？英国退出将使德国在经济问题上失去一个重要的盟友。这对德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您提的问题非常重要。英国脱欧带来的将不只是经济后果，比如对生产链和运输带的影响。更严重的后果将是政治层面的，事关欧盟未来的发展。迄今，英国自由经济的声音在欧洲融合的道路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欧盟是个多姿多彩的集体，并从多样化中汲取了力量。从经济理念来说，欧盟存在两大阵营：一个主张进一步扩大福利国家体制、严格管理就业市场；另一个相信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两个阵营求同存异，欧盟就能健康发展，过去几十年始终如此。如果今后缺少了英国这样的一个主张自由经济的重量级声音，那么对欧盟的整体发展来说将是不利的。这一长远影响在我看来比短期性的经济后果更为重要。

中国两会结束，这意味着与美国的谈判可以进入决赛了。您对中美贸易谈判的结果有什么样的预期？

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的世界经济，我们会发现：国际贸易带来的是双赢局面。国际分工的前提条件越好，单个的国民经济就越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并在国际框架下获得经济增长。我们不能误以为国际贸易是个零和游戏。因此我只能希望中美两国在掰腕子的同时能够达成一个使国际贸易秩序继续有效的解决方案。

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从美国的角度看是否能够阻止或推迟中国的崛起。有关华为的讨论也应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看。您认为德国在华为的问题上应当如何站队呢？德国政府应当听从美国的建议将华为排除在第五代通讯网络建设之外吗？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一些可能政府掌握的、但经济学家无从知晓的情报。因此我不想在华为这个具体问题上说得更多。但是原则上来说，德国作为一个十分开放的、倚赖出口的国民经济，应当与欧洲伙伴一起共同维护自由的国际贸易秩序，即使该秩序将使德国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挑战。眼下我们热议的一个话题是工业政策。以中国和德国为例：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两个国家都对另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敞开大门，给本国企业带来更大的竞争，那么这对我们两个国家的企业和经济发展都是有益的。假如中国企业可以来德国自由投资，但是反过来德国企业在中国没有这样的自由，那么这样的局面是没有持续性的。如果德国现在以牙还牙，把中国投资者拒之门外，那么这也不是明智的做法。一个长久有效的方案是创造一个对等的投资环境：中国进一步开放自己的市场，让来自欧洲或其他地区的企业也能在中国自由投资，不加技术转让等强制性的条件。这将使中国获益，因为自觉自愿的技术转让比强制性的技术转让效果要更好。我们德国则应当牢记一点：敞开怀抱迎接外国投资者，我们将得到新的知识和新的竞争压力，由此带动我们更上一层楼。

在英国脱欧或中美贸易摩擦这两个问题上，德国基本上只能是看客。但德国政府可以采取措施，使德国更好应对未来的挑战，比如人口老龄化、人工智能等等。您认为德国政府做得够多吗？

它做了很大努力。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拥有非常良好的教育体制，包括中小学、大学和职业教育。来德国建厂生产或建立研究基地的外国企业可以找到高素质的员工。不过，政府还可以做得更多，比如在数字化方面，我们应当让后代有更好的准备。在这方面可以加大投资力度。但总体来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个非常成功的制度，它能够适应巨大的外部挑战，同时保障社会的团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政府的所有举措都点赞，相反，我们对政府的养老体制改革发出了激烈的批评。

德国著名媒体人Gabor Steingart前不久说，默克尔想要的不是改革和因此而产生的动荡，她想要的是安静和午睡。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必须等到默克尔让出总理宝座之后才能指望德国迎来更有朝气的时代？

记者的任务是标新立异，并以此引发辩论；而学者的任务是以理服人。我们如果把默克尔的任期放到历史的长河中评判，那我们必须承认，她为德国这只大船掌舵，使我们没有在狂风暴雨中沉没，这是她的功劳。但是在评价默克尔的时候同样重要的是她没有勇气做出的一些改革。以能源转型这个全球性的挑战为例。她没有勇气做到给二氧化碳的排放明码标价。这很遗憾。不过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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