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奥运无关：上海公车燃烧案折射中国社会风险

"恐怖袭击"在中国的新闻语境里突然不再是个无关词。上个月的西藏事件给中国带来了不安定因素，自杀式恐怖袭击这一中国人过去通常只在国际电视新闻中领略过的危险随着北京奥运的临近突然有了现实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不久前都提醒本国公民，北京奥运期间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到中国旅行要谨慎。国际刑警组织也提醒基地组织和西藏独立组织都有可能策划暴力干扰活动。

不过，目前中国大陆媒体和香港以及海外华文媒体的报道中，上海公车燃烧事件并不像是一起有幕后黑手策划的一起恐怖爆炸袭击案件，众多报道中出现的现场目击者都证实是这辆公交车先是在中部起火后产生爆燃，而不是恐怖袭击常用的在公共场所引燃炸弹的作案方式。美国的华文媒体多维新闻社特约记者金安"从接近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士处独家获悉，此案是人为汽油纵火，据一些逃生者描述的作案人体貌特征，与目前重伤在医院(解放军长海医院)的某人比较符合，但不排除真正的作案者外逃"。

5月5日上海燃爆的公交车

即使该事件的确是蓄意制造的，它也更像是一起孤立的社会报复事件，而不是与北京奥运有关。通常，一起类似的公共安全事件只有在带有明显的政治背景时才被看成是"恐怖袭击"事件，事件爆发后通常也会有幕后人宣布对事件负责或借此发出政治信息。上海公车燃爆事件并没有传达出明显的政治信息，因此它不具有通常的恐怖主义的背书特征，坊间消息将此案与"恐袭袭击"联系起来虽然不足为奇，却不足为信。

高风险的中国社会

上海公交爆燃事件即使是一个孤立的报复社会事件，也丝毫不能让中国人因此而松一口气。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让世界格外关注，而这种关注背后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必然决定了这一关注是具有批评性的。北京奥运对于中国人来说固然是向世界展示经济增长给中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自信的机会，却同时也是所谓的"西方媒体"(将西方媒体统称起来只不过是一种方便和偷懒的作法，其实并"西方媒体"并不是一个同质的一体)将中国政治与社会问题拿来"暴晒"的机会，而西藏问题在奥运前突然获得世界媒体焦点关注地位，也是一种必然。

中国人在北京奥运上对世界关注本来有着良好的心理预期，而"西方媒体"却由西藏问题出发而将中国视为世界的"问题孩子"。这一心理预期上的巨大落差让中国人在准备以一个新崛起的现代化国家的姿态、并以奥运会为象征性契机融入全球化潮流时产生了巨大的挫败感，抵制家乐福运动就是对这一挫败感的宣泄。

尽管很不情愿，中国因为西藏事件而成为西方媒体批评性关注的对象已经是一种宿命，因为除了西藏问题，中国的"猛料"也实在是太多，西藏事件之后的一个月来就接连出现导致20多名儿童死亡的安徽口足病传染事件、胶州铁路出轨事故和上海公车爆燃事件。负面新闻更受到媒体青睐，这是媒体运作的一个法则，中国总是不缺乏耸人听闻的悲剧性公共事件的头版消息，世界关于中国的画面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由这些频繁发生的负面事件构成的。而且，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更不是西方媒体关注的唯一话题，西方媒体的镜头对中国的关注也更多的是当下的和截面的而不是历史连续的和全面的。这一次西藏事件中，中国人指责西方媒体对中国充满了偏见，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没有提供数不胜数的负面"猛料"，西方媒体想借题发挥也难。

中国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这是每一个有中国生活经验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即使没有"藏独"和"疆独"这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活动威胁(例如三月份发生在西藏昌都地区的乡政府爆炸案和一起被挫败的维族女性乘客在南航客机上引爆的企图)，以报复社会为动机的公共场所爆炸和纵火事件也并不罕见。中国社会的高风险还体现在食品安全(例如苏丹红事件)、药品安全(假药泛滥)、公共卫生安全(例如非典危机)、环境安全(例如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引发的松花江水污染)、公共交通安全和生产安全(恶性事故几乎每天都有)等方面。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肆意侵犯(如因拆迁导致的大规模侵权事件)，乡镇社会权力黑社会化以及股市和银行的金融风险也使得众多中国人生存如履薄冰。高风险的社会必然是个鼓励投机和短视行为的社会，而投机和短视反过来又使得风险进一步提高。因此，上海公车燃烧案虽然与奥运无关，但它却折射出中国社会的风险性质。

这样的事件在奥运的背景下，就更容易被关联放大，影响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其实，如果只是个认知偏差问题，中国倒是应该有耐心给世界以时间，让世界来"更好地"认识中国。在信息开放的世界，偏见和误解最终要让位给沟通和理解。问题是，中国人在迫切希望自己的国家以文明富强的大国形象被世界认知的同时，却自己也无法抹去悬在头上的达利摩斯之剑垂射的不详阴影。

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是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一个重要前提，中国政府也正是用这一理由为它的政治上的一党专制来辩护的。中共坚称为了维持中国带来稳定和安定只能维系它的一党专制，而中国的政治批评者认为一党专制才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中国社会的高风险性质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制造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同时也制造了强大的政治与社会矛盾的反弹势能和张力，应对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手段除了一党专制所固有的刚性高压手段，没有一个民主社会所具有的化解和理顺政治和社会冲突的制度性渠道。这些制度性渠道便是以人为本的政治权利构建和健全有效的法律制度，再加上以宽容和多元化为特征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道德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