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的中国梦：青年失业与“躺平”折射的社会现实

（德国之声中文网）“最近一直在找工作，碰壁之后我就会去刷小红书，看到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失业）帖子。之前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温蒂说。

30岁的温蒂现居中国成都，大学本科就读金融与市场营销。毕业时正逢中国网络产业“野蛮生长”的黄金年代，大多数同学去了银行就业，“我不想去干这个，觉得互联网可能更扁平、更年轻化吧，就是个嚮往”。

她在北京从事网络广告投放工作6年左右，后来到成都创业、赔本收场。2025年入职亚马逊做客户服务，却在今年初收到裁员消息。过去几个月，她积极求职，却处处碰壁。

招聘网站限制一天最多只能联系150位雇主，温蒂每天都把联系次数用完，但鲜有回音。求职将近3个月，投了快2000份简历，得到的面试机会屈指可数，总在燃起希望后又失望。

“今年的竞争状态，很多公司都在横向对比。已经跟你确定了offer（录取），但是会同时去面（试）其他的人，如果有人性价比你更高的话，就会把你再pass（刷）掉，即便已经告诉你要给你offer。”

“我当时觉得是不是我年纪大了，30岁就可能已经被淘汰了。”温蒂说。

然而，青春似乎不是根本问题所在。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的最新数据显示，16岁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为16.9%，是过去4个月以来的新高峰。即便低于2023年6月创下历史纪录的21.3%，仍处于高位。

出生于千禧世代最尾端的温蒂认为，自己被裁员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正在取代传统人力，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始终未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准，“经济形势不好了之后，所有人的消费都在下降。”

就业低迷、消费疲软、企业信心下降——在这个循环里头，有年轻人陷入焦虑情绪，也有人选择“躺平”。

“卷得身心焦虑，性价比非常低”

温蒂自认是“积极的消极主义者”，不至于“躺平”，但她能同理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再“卷”。

“你不卷，总有人会上来卷。”

在加入亚马逊之前，温蒂在中国国内企业上班，加班是日常：“我经常在酒店边吃饭边拿电脑出来工作，飞行中断网的时候都会焦虑会不会有人找我；在中国私企，请假是会有羞耻的，年假的原因要写清楚目的，gap（空窗期）也有罪，有的企业会在职位说明上写‘拒绝gap三个月以上’。这就是很多青年挤破头想去外企的重要原因：劳逸平衡、薪资丰厚、遵守劳基法。”

“除非你真的去那种大厂，现在一个211、985（指中国顶尖大学）毕业的，拿个四、五千、六千的工资，这种情况都有的。你只要心里没有那种‘我不努力我就完蛋了’的心理负担，还不如在家里躺平。有时候你四、五千、六千然后还要去卷得身心焦虑，这个性价比非常低。”她说。

今年夏天，中国预计有创纪录的1270万名大学生毕业，职场将迎来新的竞争浪潮，22岁的上海大学生Bonnie也在其中。她从去年底开始求职，最近刚刚在上海找到一份外商工作，主要业务是供应链运营。盡管就业市场收紧，但求职过程颇为顺利，“算是运气比较好”。

“我在投简历、包括我求职的方向，其实是没有考虑中国的企业。”Bonnie说。盡管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为了铁饭碗而报考公职，但她不考虑留在体制内。选择外商一方面是考虑企业文化，一方面是希望未来往国外发展，离开中国。

家境小康的Bonnie认为自己处于“内卷”与“躺平”之间：“对我来说，我只是想找一份可以够我平时零花，让我可以平时有一份工作去做、有一定的产出，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

对她这样的Z世代来说，“躺平”并不总是负面，也可能具有正向意义。

“有的人说躺平呢，是指我以后就靠爸爸妈妈给我钱，然后啃老，自己没有任何的追求。我觉得这种语境下，可能是一种贬义；但是在抵抗996（指“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的加班文化）、内卷的不良风气的这种语境下，躺平是指我不去恶意的竞争。”她说。

“不确定”、“没信心”的时代

“躺平”一词约2021年开始在中国网络流行，主张“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的生活态度。

往后数年间，中国还陆续出现了“全职儿女”（指与父母同住，透过家务劳动、陪伴等换取经济支持）、“烂尾娃”（指受过高等教育但找不到匹配工作者）、“老鼠人”（指低社交、低欲望、低能量的宅居族）等网络词汇，多用来形容抱持相对消极、非传统谋生态度的年轻世代。

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周韵告诉DW，随著中国高等教育剧烈扩张， 对许多人来说，拿到大学文凭曾经意味著拿到阶级向上流动的门票，但这个前景承诺“正在逐渐失去光环”。AI的崛起，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深层的不确定性。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躺平”大行其道，但同时也能看见中国年轻人对于铁饭碗的竞争与渴望加剧。周韵指出，这是因为“当年轻人面对僵固的社会不平等、脆弱的社会安全网，以及前景不明的政治经济未来时，这些工作机会能提供较高的安全感与社会尊重。”

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黄兆年也提出了类似观察。他向DW分析，“躺平”的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甚至信心丧失。

他解释，中国在千禧年后经济猛进，经济增长率破5%是“轻轻松松”。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凭藉人口红利与廉价劳动力，进入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时代，成为“世界工厂”。在那个年代，“不管是经济数据，或者整个社会氛围都充满希望，大家觉得努力看得到结果、会有所回报，但这个东西发生了转变。”

当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不再廉价，中国开始追求产业升级，却在过程中面臨以美国为首的地缘政治与科技创新竞争，“内部的挑战还有外部的竞争，事实上都充满著不确定性”。黄兆年认为，中国年轻人从“狼性”转为“躺平”，主因正是“觉得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努力也不一定会有回报的习得无助感。”

盡管“躺平”现象也出现在部分已开发国家，但黄兆年指出这在中国具有特殊性，某种程度也反映年轻人对体制的不满与不信任。

“也许别的国家有躺平，可是别的国家不一定有‘润’这个现象。‘润’跟‘躺平’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样的驱动因素所造成的。在我看起来，有能力‘润’的人他就会‘润’，没有能力‘润’的人你只能‘躺平’。”

境外势力“洗脑躺平”？

今年4月底，中国国安部在微信公众号发文批判“境外反华敌对势力”透过网络平台，大量生产“躺平”影片，系统性地展开“洗脑”，进而消解中国青年的奋斗信念，甚至动摇社会的价值根基。

文章还写道“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呼吁中国年轻人“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但这样的“中国梦”叙事与对“躺平”的批判，似乎反而激起舆论的反抗情绪。

“我真是见证了历史上头一回国内外、海内外平台上，所有网友空前团结一致开嘲讽的时刻”、“境外势力让我躺平、境内势力让我加班，谁对我好说吗”、“不让躺平那...上街？”海外的社交网络平台，可以轻易发现许多类似的简体中文发言。

黄兆年表示，“‘境外势力’当然是没有真实论据的藉口”，中国打击“躺平”不只是考虑社会氛围，最终仍是统治正当性的问题。青年失业或“躺平”、进而减少消费，不只冲击经济成长，也会形成对政府的不满。

“你不要买房、不要买车、不要谈恋爱、不要结婚、不要生小孩，这些东西都涉及到一件事情 ，就是不消费......躺平文化事实上跟中国想要刺激内需、提振经济成长是相违背的，所以它才要打击躺平的风气 。”

周韵则认为，打击“躺平”、提倡“吃苦”，反映的是党国体制对中国青年的某种想像，但问题在于当代中国年轻人怎么看待自己。

对于这个提问，Bonnie说，身边“支持（官方）这个观点的人寥寥无几”，多数人并不是单纯被某种观点“洗脑”，而是基于日常生活的感受，从而对未来产生了更保守、甚至疏离的态度。

“从官方角度来看，确实倾向把‘躺平’视为被放大的负面叙事，甚至连结到外部影响，但如果回到更具体的社会经验，我们的疲惫感与无力感是来自于现实结构本身，例如就业压力、上升通道收窄、生活成本提高等。”她说，“躺平”也是一种情绪表达或自我调节，不一定是对奋斗的完全否定。

“更何况之于中国的大环境来看，普通人根本无法做到真正躺平。”

迷惘青春与理想生活

历经数月的痛苦挣扎，温蒂在今年春天结束之前，找到一份还算满意的新工作。虽然底薪不如上份工作优渥，但业务面向海外市场，她十分看好“出海”前景。

“不管是你投递出去没有回应，还是回应了之后说你不合适，抑或是说可以去面试，全程都说很满意，但是后续不会有任何的回復，这些我全都经历过了。我已经是属于万念俱灰这样一个阶段，然后突然拿到了一个offer。”

失业低潮期间，温蒂在多次面试无果后在日记写下：“只有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我正经历著这样的人生阶段，是因为我需要经历。在没有学到什么之前，它不会结束。80岁的我对30岁的我这样说。”

温蒂说，自己人生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大的坎、这么多的拒绝、这么多的自我怀疑。这次失业让她惊觉，“不能只聚焦于我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的白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未来也考虑做一些蓝领兼职，“以后可能会更吃香”。

“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成长。”她说。

正准备成为社会新鲜人的Bonnie则有些“佛系”地说，自己只想找一份“还OK”的工作。她大学本科就读自己“不是特别的喜欢”、“也不是非常的擅长”的会计，主要是妈妈也从事商科工作，“当时权衡下，如果我去学习了商科的专业，可能父母给的帮助也可以更加实际一点”。

她坦言，从实习到正职工作，虽然求职道路比许多同侪来得平坦，但也有迷惘时候。

“我觉得大多数跟我一样同龄的同学，可能对于未来的打算都并不是那么清晰。大家都是先想做好学校内，我要考一个高分，然后我要让我的履历变得好看。但大家其实可能都没有太去细想：我为什么要取得这个高分？我取得这个高分之后，将来真的可以找到一个体面或者高薪的工作吗？这可能也是让人很迷茫的部分吧。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也没有告诉我们一个精准的答案。”

带著几分文艺青年气质的Bonnie，从小受香港、台湾文化影响，喜欢音乐、关注社会运动，曾怀抱著这份嚮往，到港、台短暂做访问学生。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同样以激烈竞争闻名的香港，她对“卷”有了不同的认识。

“上海的‘卷’我觉得是，可能老师或者家庭会催促你去找一份可以养活你自己、成家立业、支撑你未来独立生活的一份工作；香港青年找工作的态度，我感受到的是他们的家长和他们上学时接受到的教育，他们的要求可能更倾向于找到一份真正去喜欢、自己从事的时候会觉得有价值感、能够实现自我志愿的工作。”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求职的过程可能更像是一种，你去找到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样一个过程。”

应受访者要求，温蒂与Bonnie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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