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我们想要传播,哪儿都是媒体 | 评论分析 | DW | 08.0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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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分析

长平观察:我们想要传播,哪儿都是媒体

新年前后,香港两家独立新闻媒体《立场新闻》及《众新闻》因受压停运。时评人长平希望香港始终存在多种媒体抗争形式。

在立场新闻被迫关闭后,在台湾的港人声援香港新闻自由

在立场新闻被迫关闭后,在台湾的港人声援香港新闻自由

(德国之声中文网)去年5月,我受香港记协邀请参加金尧如新闻自由奖颁奖礼暨硏讨会,谈谈在北京和香港政府收紧新闻自由空间的情况下,香港传媒应如何自处。由于一些事故,我未能如约出席网络现场。香港记协再邀请我将发言稿发表到该机构网页。非常惭愧的是,我至今没有完成发言稿的修改。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知道香港同行期待我分享如何在严厉的言论审查环境中打好“擦边球”。作为一个在中国内地媒体工作了二十年,从事过记者、编辑、专栏作者和主编几乎所有岗位的媒体人,我不得不说他们找对了人;但是,如果听了或者看了我的发言初稿,很多香港同行可能会感到失望。

我在回复中说,“能参加本次颁奖典礼暨研讨会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也为要来和香港同行分享内地对抗专制审查的经验感到非常悲哀”。事实上,那二十年的“擦边球”记忆,给我留下的创伤和屈辱,远远大过这一声叹息。

“我的怯懦和无能”

2008年,我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篇短文《我的怯懦和无能》,其中说到:“在媒体工作了十几年,而且是在所谓的新闻前沿阵地,我受得最多的训练就是风险把关。对言论的自律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这使我对自己感到厌恶”,“我甚至想到为这篇文章把关,担心它让一些同行感到不适。因为我知道,很多同行视把关为一种能力,可以四处炫耀,可以作为升职的资本。我也拥有了这种能力,而且每天都在运用它,但是我真的感到不安,还感到耻辱,就像刽子手发现自己刀法还不错一样”。

去年8月,香港记者李智智女士再次就文字狱与“擦边球”话题采访我。她在报道中写道:中国著名资深媒体人长平接受本台专访时,却对被盛赞的“擦边球”技能感到羞耻,提醒港人红线深不可测,别以为“懂得在笼子里飞就是安全”,若不反抗和守护粤语,“只会任由极权将你变成当初(你)所厌恶的人”。

我在访谈中对她说,“擦边球是不断猜想别人,一直跟别人的指挥棒走”;独立的声音更是自己的表达,哪怕微弱到没有人听见。

本文作者、时评人长平

本文作者、时评人长平

我并不希望我这个态度被人总结为“与其含垢忍辱地生,不如轰轰烈烈地死”。以中共政权今日的强大,以及其国内媒体管制的精细和大外宣的普遍,不仅仅是几乎我的所有中国同行,而且包括西方主流媒体、政府机构、知名学府和研究机构在内的绝大多数思考者和发言者都在含垢忍辱地生,都在力图不直接冒犯这头权力怪兽的情况下讲真话,也就是打“擦边球”。

2013年11月,《纽约时报》报道披露彭博社新闻主编温克勒(Matt Winkler)自我审查,阻止揭露中国高层权钱交易的文章发表。温克勒对此予以否认,还曾发表文章表示"发表敏感报道可能导致报社被赶出中国",并以国际媒体在纳粹德国时期自我审查以能在德国进行报道为例,来类比彭博社在中国的策略。事实上,《纽约时报》在中国的报道,也多次在自我审查的边缘挣扎。

既然西方媒体在纳粹德国的“擦边球”都是有意义的,那么当年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发声和抵抗的德国人的坚持,更是具有无尚的价值。今天的中国和香港亦是如此,无数媒体同行和其他民众在政治高压之下顽强承受,辗转抵抗,以包括沉默、嘲讽、隐喻、学术包装、消极合作、指桑骂槐、声东击西、借古讽今、“打着红旗反红旗”等各种形式对着权力说真话,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抗争故事。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媒体从业者,我为彭博社等国际媒体为自己的策略辩解感到隐隐的担忧。同时,我也不希望香港变得像中国一样,在媒体行业只剩下“擦边球”,在文坛和学界被赞赏的只有“写作技巧”。我希望更多的人像当年的我一样,在因为“写作技巧”得到赞赏的同时,更多地感到屈辱和愤怒。

“只要坚持说真话,记者这个身份就不会死”

在这个意义上,《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等香港媒体不屈不挠地抗争到底,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让我肃然起敬。

不用说,《明报》、香港电视等媒体一些编辑记者忍辱负重,坚守岗位,也让我深感佩服。但是,我也一再提醒这些同行,他们所要面临的前途可能比想象的更加艰难。

与作恶的权力怪兽合作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很多中国媒体人和学者,并没有完全服从权威,也没有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但是会一直处在为自己的言行正当性的焦虑之中。若干心理实验表明,人在正当化自己的言行的同时,可能妖魔化别人的不同表现。有时我会担心,在今天的中国,纳粹时期的“白玫瑰运动”可能被认为 “不会打擦边球”、“不讲策略”、“过于激进”而遭到诟病。

在前述短文中,当时还身处中国内地媒体圈的我反省道:“媒体人太容易自我愚弄了,把怯懦当隐忍,把无能当通达。”我不希望有一天香港媒体同道也如此痛心疾首。我希望香港始终存在多种媒体抗争形式。

众新闻一位同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记者只是一个头衔,无论是否留在行内,只要坚持说真话,记者这个身份就不会死。”这让我想起来已经被关闭的港台电视知名栏目《头条新闻》在2012年对我做过的一个专访短片,片头摘录了我的一句话:“只要我们想要传播,哪儿都是媒体;只要我们想要表达,哪儿都是空间。”谨以此与香港同行分享,祝你们新年快乐!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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