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六四”三十年,花衬衫与花雨伞 | 评论分析 | DW | 01.0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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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分析

长平观察:“六四”三十年,花衬衫与花雨伞

政治从来不会因为逢五遇十而自动改变,但是“六四”三十周年仍然显得格外沉重。时评人长平以过去和当下的亲历片段,拼接出“六四”一代的情感遭遇。

(德国之声中文网)妈妈递给我一件花衬衫。我迟疑了一下,穿上了。她又递给我一把花雨伞。我意识到,她想要我男扮女装,以逃避公安(警察)的抓捕。每一个假期结束我离家返校的时候,妈妈都会哭,但是那天她没有哭--而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面。

那一天是1989年6月9日。我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作为本地学生抗议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我预感到危险,决定离家去学校。一场大抓捕正在展开。我的同伴们,其他学生领袖,有的在家里被抓捕,有的在逃亡的路上被拦截。

 一个月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在中国各地发生。这场以大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得到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支持。我们都相信,青春、热血、呐喊、眼泪、罢课、绝食……正在为中国迎来民主和自由的未来。

小镇上的人们,看着打扮略微有些怪异的我匆匆离去。两个小时以后,一队警车呼啸开来。他们告诉公安说:他已经走了。

很多年以后,我才确切地知道,我们参与了改变世界。中国八九民运促进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发生,是冷战时代结束的序幕。但是,世界没有帮助我们改变中国。急于欢庆胜利的西方世界不仅抛弃了中国的这场伟大的运动--尽管帮助了运动参与者的逃亡--而且养虎为患,以至今日自取其辱,在强大的杀人政府面前不知所措。

Chinesischer Journalist Chang Ping (Imago/epd)

本文作者、时评人长平

"我感到难过,因为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国错过了和世界携手并肩的机会,正在和西方国家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2019年5月23日,我在日内瓦大学的一个演讲中说,"这里的人们,将会迎来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结束的象征;而中国抗议者们等来的是机枪和坦克,以及延续至今的政治高压。"

我想到当年那个有些难为情地穿上花衬衫、撑着花雨伞、与抓捕他的警车队擦肩而过的青年。我用不流利的英语继续读着演讲稿:"讽刺的是,三十年来,西方世界还以为中国和他们走的是同一个方向,历史已经终结,自由照亮全球。直到今天,他们才幡然醒悟,发现不是西方在和平改变中国,而是中国在迅速改变世界。"

最好的中国与最坏的中国

在演讲开始之前,张宁教授(Prof. Laure Zhang)朗读了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刚刚发表的诗作《我们为什么记得六四》(Why We Remember June Fourth)。这首诗全面讲述了我们要记住六四的原因。张宁教授悲愤而泣,竟不忍终读,左飞教授(Prof. Nocolas Zufferey)又继续朗读完。

诗中写道:"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我想要补充说,不仅如此,而且镇压让好人变成了坏人,让最好的中国变成了最坏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人,大概很难想象我们曾经有过那么美好的时光,那么动人的历史场景。就在镇压的前几天,我们去大型工厂成都无缝钢管厂(420厂)门口广场演讲。由于当时民众热情支持运动,大学生募捐太容易,可能出现骗局,我们决定不收捐款。一个女人拿着100元人民币,坚持要我们收下,我们不肯违规。她几乎跪下了,求我们收下,说这是给她儿子的钱,因为此刻她儿子正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她为儿子感到骄傲。

正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而且得到父母支持的不只有平民百姓的孩子。一位见证人告诉我说,某国大使的儿子也在其中,大使也为之感到骄傲。直到镇压前几日,大使被召回国。再次回来之后,大使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召集使馆人员训话,对抗议者严厉谴责,坚决支持武力镇压。

你可以说政客本性投机,见风使舵,未必由好变坏。可是,我们要知道人性善恶并非本质主义,本身就受社会塑造,在不同的境况中流动。

中国南方一座小城,"六四"十周年前后的一个周日,我和一位记者坐在距离市委大院不远的街边石阶上。我们第一次见面。阳光照得让人感觉惬意而又散淡。他突然解开衬衫,我看见他几乎半个身体留下了烧伤的疤痕。

十年前,他在天安门广场。屠杀进行时,他中弹倒在长安街边,血流如注。士兵不断地朝着人群边界扫射。勇敢的无名群众,将他抬上三轮车,冒着被枪杀的风险,利用扫射间歇,穿过长安街冲向医院。随后,他被辗转于多户人家躲藏。最后,一位退休副部长秘密收留他在家养伤,长达一个多月。

我将花衬衫换成军训时发的绿军装,回到空荡荡的校园,畅快地睡了三天。第四天,一位在运动中热情地支持我们的老师找到了我,让我跟他出去走一走。从他局促的表情,我知道他带着任务,但还是跟他去了。到了一个房间,我被关押起来。

"他们不只是懦弱,而且为了正当化自己的苟且生存,还要污名勇敢的抗争者。"萧强对我说。这是2019年5月28日,我和他在柏林一家咖啡馆聊天。三十年前的屠杀之后,萧强中断了物理学博士学业,投身人权事业,随后又创办了抵抗审查的媒体《中国数字时代》。

荒谬的与耻辱的

"六四"二十周年,香港维园烛光晚会。当时,中国内地维稳体系已经建成,但香港抗争力量仍见薪火相传,蔚为大观。我和一位从美国赶来的"六四"亲历者赶赴现场的时候,天色未晚,但烛光已经纷纷点燃。

一周以后,我在香港一家酒店接受了好友梁文道的访谈。在他以《正义--与长平对谈》为标题发表的访谈记录中,我讲述了当晚在现场的感受--那天晚上我有一种巨大的荒谬感。这20年来,我们大陆的在这件事情上太荒谬了。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东西,不管是主流舆论还是非主流意见,完全不曾公开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可能我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我真觉得我那20年太过荒谬,我今天都还在想办法来对付这个事情……太荒谬了!

又十年过去了,荒谬感不减反增。2019年5月27日,在柏林一位好友家里,她问我"六四"的情感记忆,我竟一时语塞。

我只记起来,2007年"六四"纪念日,我写过一首诗《活着是可耻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理解我所描述的压抑和羞耻,但那就是很多"六四"亲历者的日常生活。我写道:

写诗是可耻的

说话也是可耻的

活着就是可耻的

做爱是可耻的

吃饭也是可耻的

活着就是可耻的

……

不知道是可耻的

知道也是可耻的

活着就是可耻的

忘记是可耻的

记住也是可耻的

活着就是可耻的

每年"六四"纪念日,我都会写文章。近年来有机会在当日发表,自2012年以来分别发表在香港、德国和台湾等地的多家媒体上。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对耻辱记忆的一种抵制。

2014年6月4日,我在《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发表文章《镇压仍在继续》(Die Unterdrückung geht weiter),其中写道:

1989年前后,这种意识形态宣告破产。中共改写宣传模式,告诉民众世界上没有正义,无论个人之间还是国际关系,只有充满阴谋的利益算计。这种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使权贵阶层摆脱了"六四"的历史诘问。

2018年6月4日,我在本专栏即德国之声"长平观察"发表文章《"六四"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摧毁》中写道:

向魔鬼屈服,以及在与魔鬼的合作中找到快乐,并不是中国人特殊的民族性格。中共的强大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难题,整个人类文明的正义观都受到挑战。所有在专制者的巨大阴影之下生活的人们,都不得不思考:短暂的人生该如何度过?历史长河中的正义,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有何意义?

1989年7月,在被关押一个月之后,我得到了释放。随后的三十年里,我一直在与"自由牢笼"进行抗争,最后不得不去国离乡。2016年以后,为了保护留在中国的亲人,我切断了和他们的联系。也许,在妈妈的眼里,我仍然是当年那个穿着花衬衫、撑着花雨伞逃离家乡的儿子。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德国之声致力于为您提供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以及展现多种角度的评论分析。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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