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了中国文革的德国人 | 1五1十议文革 | DW | 05.1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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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1十议文革

见证了中国文革的德国人

今年69岁的威尔纳·彼恩施蒂尔(Werner Birnstiel)于70年代作为留学生赴北京在东德驻华使馆实习。他可谓见证了中国从一个备受文革摧残,充满阶级斗争的国度发展成今天的新兴大国的过程。在2009年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彼恩施蒂尔回忆了他最初在中国工作生活时中国给他留下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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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德国人对中国文革时的“红宝书”也很眼熟

德国之声:彼恩施蒂尔先生,您第一次去中国是什么时间?为什么?

彼恩施蒂尔:我在柏林洪堡大学学了汉学和经济专业。1970年8月,我参加了一个学校组织的实习项目,第一次去了中国,到当时的民主德国驻华使馆实习,一直到11月初。

德国之声: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

彼恩施蒂尔:对,因为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外国学生基本都被要求离开中国。

德国之声:那文革时期的中国当时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彼恩施蒂尔:当时的中国处在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经历了大跃进,文革开始,充斥着革命进行到底,永远坚持阶级斗争等等这些口号,这个国家处在一个政治上混乱,经济上荒凉的境地。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可能人们对于经济上的匮乏还感受不多,至少是当时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对此感受不多。但我觉得,其他地方的中国民众一定处在经济临近崩溃的地步。我当时的印象就是,其实不仅是印象,而是我知道,中国本国的生产力,比如农业生产仅能勉强满足民众的基本需要,而且在许多领域连基本需要都满足不了。中国的情况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趋向恶化。

德国之声:您当年生活在北京,北京上世纪70年代的城市面貌是怎样的?

彼恩施蒂尔:当时的北京自然是不能和今天的北京相提并论了。当时北京还保持着传统的城市风貌,许多胡同,平房,建筑风格也主要保持传统风格。仅有的一些新建筑就是北京的城市象征,比如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些建筑,历史博物馆,还有长安街沿街的新建筑,北京站,铁道部等等。除此以外,北京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现代"的建筑,这当然同今天的北京完全不同了。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在前东德驻华使馆实习,您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彼恩施蒂尔:我们是想去了解和认识中国。之前我们在大学里也学了几年中文。我们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文化。毕竟中国是全世界国土面积第三大国,人口第一大国。

德国之声:您当年同普通中国民众有接触么?

彼恩施蒂尔:没有。

德国之声:完全没有?

彼恩施蒂尔:当年没有中国人敢和外国人交往,除非是工作需要,比如在外贸部门工作的人,此外,中国人是不敢同外国人进行私人交往的。文革包含的内容之一也是断绝同一些国家的来往。当时中国只同仅有几个国家有政治经济往来。

德国之声:文革期间毛泽东是被亿万中国人神化了的"伟大领袖"。您当年有机会见过毛泽东本人么?

彼恩施蒂尔:我的确见过毛泽东本人。那是1970年10月1日,中国国庆。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有庆典,阅兵,这也是毛泽东露面的最后一次此类大型庆典活动。我们作为前东德使馆人员受到邀请,在比较靠下的观礼台上观看庆典。天安门城楼上除了毛泽东,还有周恩来,还有彭德怀,林彪,还有"四人帮",西哈努克亲王等等。

德国之声:看着台下的这场庆典,您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彼恩施蒂尔:我觉得这一切非常可怕,对,我要用可怕来形容。我是德国人,德国曾经有过一段非常可怕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也是将个人崇拜推向高潮。您知道,我指的是纳粹时期。这种千万人欢呼沸腾的场面,阅兵方阵,礼炮赞歌等等,这些在当时苏联和苏联盟国,其中也包括前东德常见的庆典活动一直给我留下可怕的印象。这种组织和安排万人一起欢呼庆祝的方式,体现的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激动,而只是将个人崇拜推至极点。特别是年轻人容易受到感染或者说左右。1970年这场庆典,我还记得,当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只能听到广场上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具体喊得什么根本听不清。但就是这种个人崇拜也深深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我必须说,这是非常可怕的。

德国之声:您在实习之后又去过中国么?

彼恩施蒂尔:我大学毕业后,1978年1月开始在北京工作。这是一段对中国来说不同寻常的动荡的时期,也可以说是转折的开始。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整个中国实现了政治和经济改革。这给我本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也要说,这一政策改变是积极的和正确的。中国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阶段,终于实现了新开端。

德国之声:您今天的工作和生活还同中国有关联么?

彼恩施蒂尔:当然有。我现在的工作就是介绍德国中小型企业到中国去发展,我帮助他们涉足中国市场,利用我在中国的一些关系伙伴,协助他们进行合作。我本人也经常去中国,每年基本去四,五次,每次至少呆两周。主要去北京,天津,因为天津的新开发区有许多商机。我也常去中国北方其他一些城市。

德国之声:今天的中国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彼恩施蒂尔:中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令人瞩目的变化。中国告别了搞阶级斗争的"毛时代",转而以发展经济为工作重点,这是一个正确的,也是令人高兴的变化。中国走的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线。这当然是不同于美国或德国的经济政策。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的,这也是西方特别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也要说,别忘了,中国有13亿人口,这是美国人口的4倍,欧盟人口的2倍,面对这么大的人口基数,还要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同步,这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么难的任务除了在中国在其他国家都还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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