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日的大文章:中共党史的建构与重构 | 德国之声 来自德国 介绍德国 | DW | 27.0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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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风云

纪念日的大文章:中共党史的建构与重构

在建党大庆的重要年份,中国共产党官方基本上有关乎政治走向的大文章问世。内容看似总结党史,论述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但同时更是旨在明确中共执政党的地位和未来发展的路线方针。

(德国之声中文网)自1941年纪念中共建党日开始,每年的七月一日,都是一个隆重的节日。中国文化传统讲究的是:“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大庆之日,除了比较非常时期的年份——比如1961年四十周年,时在大跃进过后的经济萧条时期;1971年五十周年,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其他大庆日,中共基本上有关乎政治走向的大文章问世。

而且从1981年开始,每个大庆日都是最高领导人在纪念大会上致词,所宣示的中国方针政策,国际国内都瞩目。可以说,是纪念日的大文章。这里说说30年和60年纪念日的大文章。

党史读本

1951年是中共30年大庆,毛泽东要求对中共30年的历史予以总结。1951年新年刚过,毛就给胡乔木布置任务,要他写一个“党史大纲”。胡乔木和杨尚昆主持会议讨论,提出的纪念日大文章是三篇:第一,由马列学院写一篇党史提纲;中央宣传部写一篇中国共产党30周年纪念宣传大纲,编一本供下级党员用的介绍党史的通俗小册子。

此时,胡乔木身兼二职,既是中宣部副部长,又是马列学院副院长,考虑的结果是,三篇合并为一篇,即《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由胡乔木执笔。后经毛泽东、刘少奇数次修改,在七一前定稿,并决定由胡乔木署名发表。

这篇大文章三万多字,当时四开八版的《人民日报》若一次性发表,容纳不了。为此,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以增出一张四版的方式全文发表。

这篇大文章的作用有三个:第一个是,通过总结中共建党30年的历史,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更加凸显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第二个是,1951年中共建政不久,在高校和全党的教育中,如何讲述中共的历史,尚无一本官方出台的党史大纲。这篇大文章可以说是中共党史的奠基之作,成为中共党员和各级干部的学习读本,也成为教育部指定的高校党史教材代用本和毛泽东著作讲授提纲。

第三个是,胡乔木也由此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奠定其中共党史专家的地位。不过,晚年的胡乔木,对此有过反思。他说,第一,对这篇大文章所得到的声誉,“我很惭愧”;第二,他认为,“这本小册子无论从逻辑、史实等方面都有很多错误”。这已经是1985年了。三十四年弹指,时过境迁了。

新时期决议

30年后的1981年,是中共60周年纪念日,中共的大文章主题相同。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30年前是建构;30年后则是重构。

这篇大文章的题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79年年底开始起草,1981年中共建党纪念日前夕定稿。

1976年10月中共粉碎“四人帮”后,由开放而改革,进入历史上的“新时期”。“新时期”的定位,是历史阶段的划分,也是对毛时代的告别,必然面临如何对待毛遗产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党内的看法分歧比较大。如果把毛的遗产比作一座北京的四合院的话,一部分人说,这个四合院很好,以后盖房子还要以此为本。这部分人,在当时有个“两个凡是”的词来概括,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一部分人说,这座四合院要保留,但是盖房子不能以此为本,可以盖不一样的房子。这部分人,当时也有一个说法,是“实践派”,即奉行“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四合院很好,但实践证明,还有更好的房子。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座四合院已经老旧不堪了,应该拆掉,盖我们自己需要的房子。这部分人,是当时的“西单民主墙”派。

三部分人,三种凸显分歧的观点,在1981年中共建党60周年纪念日,做一篇大文章来统一思想,就成为历史的必须。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实践派”主导的。

起草决议时,在检讨了毛泽东在1949年后尤其是“文革”的一系列错误后,都认为,毛晚年的思想是错误的。关于如何阐述毛泽东思想,就是成为一个大难题。

有人主张写“毛泽东的思想”,这样既可包括他正确的思想,也包括他错误的思想;也有人主张用“晚期错误思想”的提法,但面临的问题是:用这样的提法,免不了还得提出中期错误思想是什么,早期错误思想是什么。

斟酌来斟酌去,直到建党纪念日前两天,才有了一个提法:用毛泽东“晚年错误”来区分毛泽东思想。《决议》中表述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决议》表述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或者“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

对于毛的历史地位,《决议》也有表述,即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198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大文章。60周年纪念日,也因此有了划分历史阶段的作用: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徐庆全为中国当代史学者,前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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